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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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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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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福建与日本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联系。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的部分。早在唐宋时代，随着福建的开发与发展，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并频繁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进行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诸家。
【 正 文】
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 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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