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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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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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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
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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