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情形，无独有偶，其实这是闽广江浙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共同的问题，只要海上利润丰厚，一定有不畏惩治、犯禁走私的现象。浙江嘉禾的王文禄也认为海寇不息的关键在于海贸不通，惟有开海通番，方能民不为寇，“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海寇之不息者，宜其数犯沿海及浙东西，而循至内讧也，何也?自嘉靖乙酉傅宪副输禁不通商始也。伊昔宁波、广东、福建各有市舶司，前元则澉浦有宣慰司，钱清、上海皆通海舶，今尽革之，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况海外凤凰山、马迹潭、双屿港，久为萑苻之薮，设若攻而破之，旧寇既破，新寇必生。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货，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②

    走私贸易及其必要的亦商亦盗自我保卫形式，实际上对商人力量起到了极大的削弱作用。一方面，他们飘忽海上，对抗官府，需要抽出资金用于建造、购置坚船利炮武装自己，从月港时代的弓矢刀盾到郑氏集团的火铳大炮，虽然足以使“以与我兵船格，我兵船不能当也”，③但所费不赀，且使他们不得不分心于贸易以外的事务。另一方面，走私需要巨额的贿赂，游总官兵也好，海关职员也罢，钱财入手，便即纵容走私，甚且为走私掩护。海澄置县之前，为方便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专门设立了安边馆，然“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④设县之后，所用的巡司之兵，仍是与贼为市，“滨海出没，民多勾接为奸，缉而防之，庶渔歌有互答之乐，摇橹无白衣之虞。今所缉者，月明满载，薄暮举网而已，且饱贼赀而与之市。则防勾接之人，而自为勾接，毋乃诲而为盗乎?”⑤1849年，英国驻福州领事的报告中，对海关于走私的纵容颇有微词：“这里(指福州)所消费的全部外国制造品仍然是由本地商人运来的，其中大部份是由陆路从各地运来的，但也有一些是从海路运来的。不论是经由陆路或是海路，这些货物大都是在海关人员的纵容之下走私来的。”⑥

在这种情形下，福建商帮陷入了一种可悲的命运：一面是海禁，不得不违禁；一面是违禁，政府严厉打击，更要海禁。私商建造大船，航行海外，违禁贸易，他们一面积极招引沿海小民以开拓其业，一面采取亦盗亦商的形式来捍卫自己，甚且勾结倭寇，与政府激烈对抗。政府一意禁海剿寇，于是出现了“法令日严，而洋盗愈炽”的悖谬局面，嘉靖年间的防倭灭倭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一些本不为盗的商人沦入盗贼的渊窟。禁海政策使之不得下水，断绝其生路，他们不甘坐困，遂相结为乱。人们对比禁海与开海时期的状况，不难得出如此结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福建沿海商民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始终处于与朝廷不断对抗的过程之中，福建商帮在政府挤压下走向破败的命运，史家连横为之扼腕叹息：“吾闻郑氏之时，贩洋之利，岁入巨万。而茫茫南土，孰非漳泉人之所辟者?坚苦逴厉，积日累年，故能握彼商权，以张势力。然自郑氏亡后，漳泉人之出洋者，清廷且视之如寇，归者有罪，海天万里，北望咨嗟，是无异自戕其手足，而欲与人决斗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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