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 “ 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 “ 生存危机 ”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 “ 清理 ” 工作。 1902 年 9 月，柳诒 徵 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 23 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 纂 之职，据日人那 珂 通 世 的《支那通史》 ( 卷四至宋代止 ) ， 增辑元 、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 “ 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 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 1903 年商务 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 世 ，欲求自存， 不 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 髫 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 [6] 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 坚 确不拔之宗旨。” [7] 曾 著出版 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 1903 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 ····· 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 国民 ，不可不急读。” [8] 1904 年，夏 曾佑著《中国古代史》 ，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 ····· 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 亟 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 [9] 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 年 1 、 2 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10] 。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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