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 歧 ；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 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 一 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 [20] 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 以事类为 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 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 有统系 ，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 开目朗之 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横阳翼天氏 《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 [21] 陈庆年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而且 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1] 张元济 . 答友人问 学堂事书 . 张元济诗文 [M]. 北京： . 商务印刷馆， 1986,172.
[2] 屠寄 . 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 .[M]. 北京：商务印刷馆 ,1905,218 .
[3] 陈登原 . 中国文化史（下） [M].. 香港：世界书局， 1935,300.
[4] 江苏 [J],1904,7 。
[5] 汤志钧 . 章太炎政论集 [C]. 上海 , 中华书局 ,1977,276.
[6]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7]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
[8]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J] 浙江潮 [J,],1903,7 。
[9] 夏曾佑 . 中国古代史·叙 [M]. 上海 : 商务印刷馆 ,1933,1-3 。
[10] 国粹学报 [J],1907,27 。
[11] 1899 年，王国维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序”所述。
[12] 普通书室 . 普通新历史 . 凡例 .
[13] 曾鲲化 . 中国历史 . 附录 .[M] . 长沙：东新译社 ,1903.
[14] 陈庆年 . 中国历史教科书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