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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至于“施庖特勒”，其内容包括事成费、酒水钱、纸墨钱、盖章费、帮腔钱等等，五花八门[11] (P149)，其额度在许多地区直线上涨。以1599-1802年的阿默朗乡(Amerang)为例：1599年耕地权移交时只收取“劳得民”，全乡共104佛罗琳，没有其他手续费；1650年上涨到302佛；1714年“劳得民”下降为262佛、增收“施庖特勒”174佛，共437佛；1802年“劳得民”238佛，“施庖特勒”258佛，共496佛[3] (P306)。200年间农民支出的“劳得民”和“施庖特勒”增加了约477％。
如此不断加重的负担只因诸获得和维持土地的耕种权。当然，权利还要求责任。农民土地耕种权的责任是向土地领主交纳地租和服劳役。18世纪时农民的租役额度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平均来说，大致是总收入的13％-24％[5] (P383-385)。在此应该说明，自15世纪中叶起，巴伐里亚各地农民根据庄户度量法(Hoffuss)，向领主支付地租和劳役。根据庄户度量法，拥有耕地权利的农民按倍数递增的方法分成全农、二一农(半农)、四一农(采邑农)、八一农(索尔得)，以至六四分一农等等。全农，即需要缴纳全额租役的农民，半农的租役额约为全农的二分之一，四一农约为四分之一，依此类推。这种固定的租役制度将农民分成若干等级[17] (P285-303)。每一等级都有不同于其他等级的土地面积和租役额度。以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贝格县为例。这里的全农平均有耕地约740踏块(Tagwerk)，半农约有405、四一农约有186、八一农约有78踏块土地。他们的耕地权交接费分别是37.1、26.1、20.3和5佛罗琳。所承担的地租额分别每年：41.5、19.7、10.4和2.2佛罗琳；分别占每年总收入的24％、20％、21％和17％。当然，他们的租役负担也在不断增加。仅以粮租为例：1671年各级农民平均交纳44.27佛罗琳，1721年上升到80.11，半个世纪间上涨了181.12％[5] (P375，P380，P379，P383，P389)。
总之，耕地权给巴伐里亚的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不能否认，土地耕种权同时也限制了土地占有权。如前所述，拥有土地占有权的领主有责任保证其土地具备耕种权。这项责任具体包括抵御自然灾害、政府摊派以及战争抢劫等等。17世纪以来有史记载的两次农民起义都是要求领主实现其权利要求的责任。1633-1634年农民起义的口号直接就是要求领主保护小农，保护小农的正常耕作[18] (P34-95)。1705-1706年农民起义抗议领主在抵御外侵时失败和退却，将大片耕地让于入侵军队冬季扎营[19] (P331-361)。两次起义的农民都表示，如果领主不履行其责任，农民将不再向他们支付地租和劳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除了支付租役以外，土地耕种权也限制土地耕种者本身。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农民因荒废土地而被剥夺耕地权的史例，但这样的记载在巴伐里亚历史上比比皆是：一对夫妇因年龄大了而放弃耕地权、一位鳏夫因没有再娶而必须转让土地权、因各种原因荒芜的土地重新招农时，应招者应有能力出示或购买土地的耕种权文本，等等[20] (P145-173)。
在比较的前提下，康雍乾时期，山东的大多数耕者拥有土地。
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战乱之后，通过中央王朝多方面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前述，获得土地占有权的农民占绝大多数。之所以说他们获得了土地占有权，理由是王朝法律保护他们的土地权。如《大清律例》规定：“凡盗他人田宅卖，将已不堪田宅换易，及冒认他人田宅作自己者，若虚写价钱实立文契典买，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又：“凡盗耕种他人田园地土者，不告田主。一亩以下，笞三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1] (P927，P928)
土地占有权的获得前提和责任要求是承担国家赋役。赋役，“赋，取于田产；役，取于人丁”[21] (P922)。近代及以前中国的赋役制度，就其严格程度、细密程度、国家倾注力量的程度以及制约农民生存的程度等等方面来说，大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不能与之比拟的。仅以康熙十一年(1672)益都县为例，土地从第一等原额四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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