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的发展，到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抄本时代的卷轴装形式，被雕版印刷时代的相应装帧形式逐步置换替代。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印本，已经不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而是一再被新的发现刷新（注：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对编号为俄藏Дх. 02880印本历日小残片进行研究，考定其为唐大和八年（834）具注历。这是至今为止有最早纪年的古代印刷品。而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中发现的唐代雕刻《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根据造塔时间下限为751年，是可以推断年代的最早印刷品。）。但大规模地刊刻书籍和佛经，则毫无疑议是在五代至宋初开始。宋代刊本历来已被奉为圭杲，所见也以南宋为多。故黑水城文献，即与宋、辽、金、元相当的以西夏时期为主的刻本，就成为中国书籍史变更转换期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筹备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时候，伴随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说道苏联科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有许多宋版图书，主要就是指1996年开始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西夏刊本。）。至少在早期泥活字印本和某种特别的装帧形式方面，还没有别的例子可以举证，而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说明的。

    　　　　一　英藏黑水城文献概况

    黑水城之所以引起国际东方学界的注意，当然起因于俄国科兹洛夫的发现。科兹洛夫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教导和影响，他的考察记读来和普氏有很多相似[1]，涉猎到自然、地理、生物、生态、气候环境等许多方面，但是在考古学方面显得并不专业。他们1908年第一次到达黑水城的时候，在城内城外到处挖掘，收获不小，尤其是找到了西夏文字，在欧洲东方学界的指导下，使得他们在1909年重返黑水城发掘“著名”的大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无论哪次发掘，都事先没有计划，没有详细的或者简要的记录，造成文物和出土地点信息的分离，使得后人无从追溯；所有的文物都混淆在一起，甚至对于“著名”大塔的发掘，也仅仅留给后人一些互相矛盾的描述（注：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文献序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科兹洛夫）6月12日和6月15日的日记，就可以发现，随着发掘的进展，科兹洛夫时而说扔得乱七八糟，时而说放得井然有序。”见《俄藏黑水城文献》克序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以致即使根据拥有西夏文献存世总量的绝对多数的俄藏材料，也很难确定这个“著名”大塔的上下年限。
    1914年5月，英国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来到了黑水城。斯坦因所获虽以碎片为多，但因其发掘程序的严格而留给后人以可信的信息。斯坦因所获黑水城遗书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
    英藏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中，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具备了和俄藏黑水城文献相应的众多类别，对于研究西夏社会生活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完整程度和学术价值上，虽然科兹洛夫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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