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图录，3—21图。朝华出版社，1997年。）。可见单个雕刻已经不能满足动辄“十万字”之需的加工速度。
木活字的特点是刚性的、无法模印，再生产很不容易，重新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泥活字则可以通过模印、烧制的方法制作，其重复生产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雕版印刷品是整个版面的边角磨损而不是单个字体的磨损，而活字印本则通常是单个字体的边角磨损；整版或者一角塌陷形成“邋遢本”，以致需要有“补修本”、“递修本”，对于板片的局部或者全部页面进行撤换，但是活字本就不可能有以板片为单位的塌陷和撤换。因为活字的使用假设是和雕版的使用假设不一样的；而泥活字本的使用假设和木活字本的使用假设也是不一样的。各自的使用假设是由不同的幅面、印数、页数和许可条件来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单个字体的磨损情况来推断定泥活字印本，但并不是说没有磨损的就一定不是泥活字印本，只是特征不很明显，需要更多的证据。
如果泥活字有可能是模印制作的话，那么模印过程中边角的不丰满具足，也应当是先天的工艺缺陷。即使不是模印，在烧制到一千度以上而逐步冷却的情况下，泥活字的细小边角也是首先容易氧化断裂磕碰缺失的。
三 英藏西夏文文献泥活字本例证
Or. 12380—3016（K. K. II. 0244. qqq）
高165cm，宽113cm，1纸。残片，写本，纸质薄，存7行，行13字，可能是蝴蝶或者经折装。行列排列不整齐，大多数字模已经倒成圆角，不仅是因为多次拆版使用，而且是因为泥制活字，才可能形成此种状况。边缘文字有塌陷，可知拼合以后已经长期使用。背面痕迹深浅不一，不足为证，因纸张之厚薄不匀，远超过活字压力之大小。字体笔画交叉处并无刀痕，颇似模印。
Or. 12380—3492（K. K. II. 0244. ooo）
高135cm，宽98cm，2纸，刻本，背面有字。泥活字本。
非常典型的是Or. 12380—3016。粘页装。文字大小不一，排列扭曲参差。这是一般活字本的特点。但是作为泥活字本，则表现为大多数文字的四角都已经磨损，仅存中央部分的字核。四角磨损是泥活字和木活字的主要区别。比较起木活字来，泥活字显然更容易被磨损边角。磨损有两种可能，一是活字反复使用、经常重新排列组合，首先磕碰掉的就是每个字的边角；二是刷印时边角的受力程度肯定比字核部分大，毛刷蘸墨刷过，或者从纸背用鬃刷扫过，边角的受损机率比中央要大得多。木活字的受力情况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是木质的坚韧性、弹性和受力的传递性和泥活字比要优越得多。比如说，木活字重新排列一次，边角磨损的机会可以忽略不计，而泥活字就可能会磕碰下许多碎屑来。
四 英藏西夏文文献的装帧形式
装帧形式的剧烈变化期，是在唐宋之间。从现存敦煌写本来说，已经具备了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摺装、粘页装、蝴蝶装、线装的各种形式。但是，由于写本占据的绝对地位，从简帛形式导致的卷轴装、从贝叶形式导致的梵夹装，从卷轴装演变的经摺装，从卷轴装演变的龙鳞装，始终是主要的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发明，雕版所用木板规格的限制，经摺装、蝴蝶装、粘页装和方册线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所有这些装帧形式，法国的戴仁先生和中国的方广锠先生都有完整细致的叙说。而各种装帧形式（除龙鳞装以外）在英国的藏品中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至今没有命名的装帧形式。
英国藏品中拥有我们目前所知的许多装帧形式，其卷轴装大体变化为单叶的文书，或者部分经折装样式（卷轴装和经折装的亲缘关系是最接近的）。有十分成熟的线装本，如Or. 12380—0044号左侧有穿线针孔，中有书口，写有书名， 已非蝴蝶装的素口，表示已经从当时多见的蝴蝶装向线装方册转变。大量所谓“蝴蝶装”的文本，严格意义上应是“粘叶装”[5]，特别是大量前后“头对头”纵向折页的样式，和现代印刷的折页相仿，应当引起注意。
还有一种特殊的装订形式，尚未见诸著录。在已知的装帧形式中，大多是横向（径向）翻阅的，这符合汉字竖写、由右向左逐列书写和阅读的习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