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队所获材料具有绝对地位，但是，由于斯坦因所获文献的门类以及严格的现场记录，也是科兹洛夫所获的最主要补充。
1917～1922年，斯坦因将这批文书材料全部转交给大英博物馆，并委托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进行分类整理研究。最早是格林斯坦德对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孝经序》做过深入的研究。这是一篇西夏文草书文本，格氏的研究主要是破解西夏文草书和楷书的对应关系，对于识别大量草书文本具有启迪示范作用。1920年，沙畹著名的学生马伯乐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2] 书中按照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黑水城顺序，对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共607件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部奠基性的成果。马伯乐对黑水城汉文文献的介绍从473号到607号，总共134件。473号是K. K. VI. 02a，为唐“永泰二年（766）六月 日苏润国牒”，是至今发现黑水城文献中具有最早纪年的写本。此后的年代是K. K. II. 0253a和0270. xx. i.的契丹（辽）“天庆十一年”的15件典押文书等。而479号以下则是元代官私文书、四部书、日历、道教文献、佛教文献等，其中K. K. II. 0238k《景德传灯录》和俄藏文献Ф. 229v同出于“著名的”大塔， 当然十分值得注意（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95页：“这件（《景德传灯录》）写本的正背内容和行款格式，都与马伯乐著录的斯坦因在黑城（哈拉浩特）所获K. K. II. 0238K号写本相同，根据英国图书馆提供的照片，我发现英俄分藏的两件写本实为同一写本所撕裂的散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现在我们知道斯坦因编号的“K. K. Ⅱ.”遗址就是科兹洛夫发掘的“著名的大塔”，关于英、俄两件《景德传灯录》的缀合，本是同出一源，殊途同归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在我们的逐个著录中，极其粗略地浏览过去，则至少包括有大量钤有印章或者画有符押的“总管府”公文，1222《供养启请文》、《慈氏启请文》、《请僧文》，1224《字类》，1225《金刚经》，1243《周礼正义》，1254《俗讲？》，还有1340很可怀疑其来源的北朝到隋字体风格的写经，1341“张先生题”对联，1344《蒙求》等等。
目前，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斯坦因黑水城所获资料的情况是，西夏文代号为Or.12380，其中包括总共为0001～3949号，有的文件缺号，有的指明了已经和某某号缀合，有的编号下有多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残片，即总共有7300多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各地汉文材料编入OR. 8212系列，其中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编在第1101～1344号，总共243件（有少量汉文文书被编在了Or. 12380西夏文序列中，比如3178、3179等）。应当说，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藏文和其他文种的文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当联系起来研究。
二 英藏西夏文文献的木活字本
中国学者对于北京图书馆馆藏的西夏文《华严经》活字印本已经有了清晰的研究成果，但是更大范围、更多对象的研究，显然是自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组团访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时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世界范围内收藏量最大的黑水城文献突然纷呈在中国学者的面前，不仅有匪夷所思的精彩内容，还有这个重要转折时期的活字本等等实物。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拍摄编辑的进程，史金波先生也发现了许多件活字本的材料，其中一些汉文活字本比如《历书》的材料，在汉文文献结束的第6册《叙录》中得到明确的阐述。关于西夏活字本研究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则是2000年1 月由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3]，对于到当时为止的几乎所有例证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惜对英、法的藏品没有全面的调查。史金波先生1994年从克恰诺夫处得到一些英国藏品的图版，撰写了《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4]，对其内容进行十分精到的判断。但因为所据均为复印件，对其刊布形式和版本样式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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