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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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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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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进行考察。
2004年4月，为编纂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逐一记录文献的原始数据，鉴别文献的版本状况，等等。我们事先拟订了著录的义项，包括原始编号和现编号（原始编号对于分析文献的组群伴生关系十分重要，将来应当编制各个出土地点的文献索引）、原装帧形式（包括单页、卷轴装、经摺装、梵夹装、蝴蝶装、粘叶装、残片）、尺寸（纸高、宽，纸幅，卷心或版心）、纸质（事先估计可能出现多种纸质，但实际调查结果只是各种不同样式的麻纸，差异主要表现在厚薄色泽净污等）、纸色、墨色、写刻形式（写本、刻本、活字本、绘画等）、批注印章等等。总共40个左右的预选项。
我们注意到，斯坦因获取文献以后，首先对于大多数文献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编号。此后，大英博物馆在夹存到玻璃板中去的时候，又做了新的编号。经过仔细的考察，这不是按照从麻袋中取出顺序的随机编号，不是简单的财产登录。工作者仔细辨认了相互接近的材质，而材质等形式上的特性，也常常是同一或者同类文献的外在形式。比如，某一玻璃板中常常夹存同一内容、同一形式的残片，写本、刻印本、活字本被分别归属，而它们却常常是从不同的发掘地获得。我们十分惊讶他们对于活字本的鉴别能力，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活字本，早在夹存入玻璃板以前，已经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合理的归类。
我们不仅发现大量活字印本，而且不少是极为罕见的泥活字印本。在中国古籍刊刻史上，活字印本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然而最早的实物，却是近年发现的拜寺口方塔（始建于1075年）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而泥活字印本却极其少见，如果不是亲见实物，是很难鉴别的。
泥活字本，因为泥土不能湮水，而且强度太低，实质上都是经过烧制，“火烧令坚”应当是“陶活字本”。由于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也就可以称呼为“泥活字本”。英藏文献中的泥活字本，其基本特征是：除了木活字的一般情况（字体肥瘦正欹、字列歪扭不齐、字间互不参插、版面四角开口、绝无断版等等）外，几乎每个字都磨损了方角，而仅剩圆形的字核。这是因为多次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字角磕碰；还有是因为刷墨时、刷印时鬃刷的压力和摩擦，也会使得边角首先磨损。相对来说，木活字相对坚韧而有弹性，不怕磕碰，耐受压力，就不太会有单个字体边角塌陷的情况。
按照《梦溪笔谈》的叙述，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泥活字，“用胶泥刻字”，尚未有说用模印方法大量生产单个字体的说法，而且肯定说明了重复使用的情况：“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用迄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此或为沈括初知或者初见泥活字制作使用的情况。
虽然《梦溪笔谈》叙述十分明确，泥活字在印刷完成以后是立刻回收重排循环使用的，但是后来的发展是否就是如此呢？是否已经采用了模印制作的方法大量烧制而不需要循环使用了呢？
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给友人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括）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所说工艺是否还是150 年前沈括记录的毕升的方法，就有些值得怀疑了。问题在于“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如何理解。《笔谈》所说的铁板，在这里改换成了铜板。如果作为垫底的，或者齐头找平的用处，显然铜板在坚固刚性上比不过铁板，在比重分量上却要重于铁板，好像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改革；“移换”尚可以解释为“更互用之”，但是“摩印”似乎不能简单解释为刷印。“摩印”应解释为“模印”，而铜板则应是作为字模的铜板，就像现代铅字印刷的铜质字模。“摩印”就是用粘土在铜板字模上模压出泥活字来。根据现有印本来判断泥活字是否模印，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如果不能找到印本文字笔画交叉处刀锋冲过的痕迹，或者其他明显的直接的雕刻痕迹，比如英藏文献中更多的是金石铸造的意味，就很有可能是模制的；武威市博物馆孙寿龄先生的试验是用刀雕刻的，笔画交叉处刀痕十分明显。这在西夏泥活字本中并不明显。
至少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印制《翟氏宗谱》（1857）等书籍时，已经使用了“泥活字模”，“仿效北宋毕升造泥活字的方法，分五种规格造出十万字泥活字”（注：国家文物局、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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