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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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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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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和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檄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注：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较发达，民族意识也较强烈，长江流域爆发的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就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剃发问题与人的自尊、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注：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地方主义与清征服江南时期的效忠思想：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魏斐德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eds）编：《中国帝制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3—85页。）。辫发本身有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的复杂多样。对辫发的认知差异不但存在于满汉不同民族和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民族的内部。
无论如何，剃发令最终使汉人男子发式，从束发向结辫转变。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顺治年间，大学士陈明夏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便被处以绞刑，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仍抑制不住反抗的浪潮。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与李成栋因反对剃发而起事，掀起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李自成余部因剃发问题降清复叛。从顺治朝到康熙朝，清王朝一直要招抚台湾郑家，因剃发问题致使多次谈判告吹（注：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世界书局1979年版。）。康熙十二年（1672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州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此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综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是，在战争中以及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本来为民族风俗的发式成为充满政治符号的身体特征。“剃发”与否成为归顺清朝与否最为显著的身体表现，由此而引发的“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不仅将这种身体—政治符号赋予了更多的冲突内涵，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一直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历史之中。无论是满族统治者还是被征服的汉人，发式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身体标志。
二、揭竿而叛的“蓄”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者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注：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另外还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页。） 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注：《绍天福朱绦天福陆告四方士民亟早投诚各安生业诲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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