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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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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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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年版。） 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遗编》第57回，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注：邵廷采：《东南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9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在剃发问题上出现如此激烈的冲突，实属罕见，因此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汉人们也许由剃发而联想到阉割。他推断：在旧体制下，男子人格和地位的优越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而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眼里确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注：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of 1768），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月版，第75页。另外，艾德蒙·李奇则提出满人的辫发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他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制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为强化这一观点，他还征引了17世纪英国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李奇（Leach,Edmund R.）：《魔法般的头发》（Magical Hair），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88期（1958年）第153—154页]在他看来，剃发与传统儒家的自律原则格格不入， 这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霍尔帕克（Chyristopher R.Hallpike）认为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相联：“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因而得到征服者的坚持。”[霍尔帕克（Hallpike,Chyristopher R）：《社会的头发》（Social Hair），载《人杂志》（Man），第4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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