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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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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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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第137页。） 等说。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83页。）、“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228页。）。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
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鲁斯·本尼迪克特（Benedict,Ruth）：《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傅铿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柯超曾记述道：“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剃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剃发。”（注：《禁剃发告示》，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5页。） 海宁冯氏的《花溪日记》中在写到杭州被清收复后：“（同治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杭州府陈姓出示，限三日内皆剃发，民乃欢呼称庆。”（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17页。） 可见，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注：佚名：《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辑，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750页。），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历。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1页。）。《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677页。）。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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