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方志需要多少舆图才能够达到其相应的政治目的，不同的方志作了不同的陈述。嘉靖《太平县志》（注：嘉靖《太平县志》，卷首《太平县志图》。） 认为有县境和县治两图便可。嘉靖《吴邑志》（注：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 认为需要疆域、城郭、官署、儒学四图。嘉靖《仪封县志》（注：嘉靖《仪封县志》，图考。） 也认为应该有县境、县城、县治、县学四图。而嘉靖《威县志》（注：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 认为需要星象、县境、县治、县城、儒学、书院六幅。无论对舆图图幅的陈述在数量上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其陈述的核心在于疆域、城池、官署和儒学，其陈述意图都是为了突出图的政治功能，然而各种陈述对不同舆图政治功用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显然也不会一致。
    如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认为：
    按《周礼》九州之图掌于夏官，此后世图经所由出也。志纪事而先以图，义亦如此。图分星象，天文也。图县境，比地理也。仰观俯察，事从出也。图县治而别为城图，事从理也，笃近以举远也。图儒学，重育贤也。图书院，寄正道也。贤才自出之关，事从以叙焉者也。六图县而志之事概可考矣。故详为图，列之左方。
    而嘉靖《仪封县志》《图考》则认为：
    二气末剖，万品亡形。亡形亡象，害图害名。形象既立，图数始存。龙马负之以出，伏羲则之而画。凡得名必得象。仿舆图志图考志曰：县必有境，匪图无以观广轮。县必有城，匪图无以观向背。县必有治，匪图无以观其政。县必有学，匪图无以观其教。绘图于册，展卷而视，不问不步，举在目中。
    而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又有差异：
    始得王吴二先生所作《姑苏志》，继得杨南岸先生所作《吴邑志》。而杨志则专于吴邑者也。惜其词例颇善而有书无图。夫疆域旷狭，道里延袤，非图莫见也。乃请助于太学吴君补作疆域及城图。二以有官必有署，署所以临民而出政者也；有邑必有学，学者联之师儒，使业有定所者也，亦不可无图。是故四图既具而各为之说焉。说者所以尽图之蕴也。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观城郭则金池闾阖可识矣；观治署与学知有以绎之。则吏可循而士可贤矣。然则图其可以已乎？说其果皆迂言妄说乎？
    上面这几段引文所包含的县级地方志舆图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都有县境图，县治图，县城图，儒学图，而对这四种类型舆图作用的陈述却有着一些差异：以县境图为例，嘉靖《威县志》从传统地理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所以然之理，而嘉靖《仪封县志》则只是表达了反映其管辖区域地理范围大小的意图，嘉靖《吴邑志》则更为特别，认为县境图（疆域）反映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的呈现，尤其要呈现具有美学观赏价值的地理景观。撇开各自所绘地图精粗不论，我们从这些对地图的陈述出发的话，可以发现上述三者的陈述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中国古代早期地理知识兴起的传统，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的体察和认知，并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一种是相对较为笼统的，被简化了的，日常化的地理空间知识，并不追求准确，精致的空间和地理认知，只是要获得一种大致的地理空间形象和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有点“懒惰”的知识。一种是有着一定“新”义的知识兴趣，即更多地强调反映地理景观真实的自身，尤其是突出地理景观的美学价值。这一知识兴趣和价值取向虽然并不是始自明代，它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也有着比较悠远的传统，但是在明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顶峰。它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泛政治化和权力化的樊篱，但是它已经开始缓慢地发展出具有“新”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产生“知识型”变革的科学兴趣的汇聚。
    从上述引文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方志在陈述有关地方舆图编绘意图时除围绕着政治和权力表述以外，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方志地图编撰意向中所流露的丰富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深入全面地阅读、理解明代方志舆图的兴趣和警惕所在。下文对这种丰富性作一初步的呈现。

    　　　　二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中值得重视的其他意向

    首先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的是，有部分明代方志舆图的编绘陈述注重于表达让舆图描绘区域自然地理的真实和优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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