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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下)

时间:2009-7-24 13:47:04  来源:不详
名胜。如崇祯《吴县志》舆图即注重于区域自然地理的图绘,而且经过比较认真的野外测量和勘测。据该志卷首郑敷教《重修吴县志序》云:“绘图书策,使浏览斯篇者收百里于几席,则布衣徐霖度量地势,绕山涉水之力亦末可泯也。”又知县牛若鳞所作的序中记载该志纂修经过时说:“纂修经始于崇祯辛已孟春之溯,脱稿善本于壬午仲春之望,周一岁逾四十有五日,寒暑昼夜无间。编摩摹写各图则辛已孟夏月溯出郭,绕境涉湖,舟中吮墨,再扃户,凡两阅月五易楮始成。布衣徐霖竭心目之力多焉。”由此:(1)该舆图的绘制首先作了实地勘察,前后经历整整两个月。(2)在实地调查中,对局部地区进行了测量,并随即绘制了草图。(3)野外工作后,又经过室内绘,且五易其稿才最后成图。(4)野外勘察与实际绘图主要由徐霖主持操作。这表明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是在野外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绘制草图,最后经过室内清绘成图。其舆图的成图过程已经和现代实测地图的绘制相近。这在明代方志中是难得的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地理研究价值。
    这种追求真实形象地反映区域地理景观的意图,在当时并非孤悬。如嘉靖《江阴县志》之《凡例》即云:“志有图有表,图仿十道,著山川境土城廓厢舍。”而嘉靖《太康县志》《图叙》更为明确:“人物户赋类非言无以尽其详,惟言已记之,无事于绘状。若夫集店之坐落,疆域之界限,山川城池之巍睿,至于景致之物色,非图无足以见其真。故以列于志,复绘图于其首。邑境总绘一图,后分绘诸图。先之以城池街巷坛掸一图,次以县治学校二图,行司二图,府馆置邮二图,又次以景观八图。俾阅志者一邑之规模指掌(/)(/)于斯矣。”
明代方志舆图注重地方风景名胜并不仅仅表现在所谓的地方八景或十景的陈述和图绘上,而且直接表现在舆图编绘者的主观陈述中。如《天启平湖县志》卷首《平湖县志图引》即云:“志有经必有图。吾湖介三山九水之间,坦远疏秀视他邑尤胜,善画者莫能图。顾使拙笔为之,山川有灵,不且笑我唐突乎。用是不敢以己意点缀。聊于历览之余,略纪其梗概如此。姚瑞桢识。”依据该志舆图绘制者姚瑞桢的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可以发现他绘图的目的并不在于体现地方政治、权力、治理与教化,而是试图突出表现地方上秀美的自然景观,而且他的图绘是建立在“历览”的基础上的,与上述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有着同样的实地考察的基础和追求真实的意识取向。显然它与一般方志中程式化的八景图十景图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强烈的自然地理景观意识,虽然与他自身的乡土感和士绅审美意向以及晚明士风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地方图绘去政治化的认识对于弥漫着浓郁的政治意图的明代方志舆图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冲决。这种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泛政治化社会的冲决。这种意识在明代方志舆图中的表现并非孤例。上引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即云“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已经潜在地表露了这一意识。
    其次,地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反映地理景观的变迁。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当下的地图来记载地理变迁,也可以通过绘制历史地图来反映地理变迁。在明代方志中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和城市地理变迁的情况比较多见。
    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一般认为裴秀《禹贡地域图》可能是最早的历史地图集,但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则是北时税安礼所编之《历代地理指掌图》,图的质量虽然较差,但是对此后的历史考证地图集的编制有着较大的影响(注:前揭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1984年,第204页;《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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