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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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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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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阳明在龙冈书院宣讲其知行合一的新学说，声名传到贵阳城主管贵州一省学政的提学副使席书处，于是就有往复问辨之后的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注：王守仁贵阳讲学之地，为文明书院，而不是《年谱》所记之贵阳书院，今人多有辨证，然学者仍有沿用《年谱》而不察其误者，谨再予申说，祈能引起注意．） 关于这次讲学，《王阳明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知行合一）。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9页．）
文明书院为省城贵阳的著名书院，创建于元皇庆年间，元末毁于兵。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提学副使毛科重修，有文会堂及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选聪俊幼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注：徐节《文明书院记》，转引自谭佛《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载《王学之思》第298—30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可见，这是一所规模很大、规制严密、分专业、分年龄层次进行教学的书院。初到其地讲学，王阳明比较低调，有诗为证，其称：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度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注：王守仁《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王阳明全集》卷十九，第703页．）
尽管大师低调谦虚，但其新学说开人心智，“士类感德，翕然向风”，借助院中200余生徒，迅速在黔省传播，并且深入人心。以至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王门弟子王杏到贵州任监察御史时，“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因而感叹“师教入人之深若此”，乃应贵阳龙冈、文明两书院门人数十人之请，创建王公祠以为纪念。（注：《年谱附录一》，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1330—1331页．）
结束龙场谪贬生活之后，王阳明历任庐陵县、滁州等地方官，及南京刑部、鸿胪寺、太仆寺、北京吏部等两京京官。其间虽然也是到处讲学，但不以书院为讲坛。直至正德十二、三年，他以巡抚身份在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镇压农民起义，进行所谓“破山中贼”之时，感到有必要建书院讲学，以“破心中贼”。于是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在赣州，他建复六所书院，其中新建的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书院为社学性质，以教民化俗为主，修复的濂溪书院则以传播其心学为要。在南昌，他派门人冀元亨到宁王朱宸濠的阳春书院，试图讲正学而规止其反叛之心。在庐山，他先是乘刻印全面解构程朱理学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之勇，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千里而致之”白鹿洞书院，“是欲求证于文公也”，（注：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六，见《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第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开始对这一程朱理学的大本营进行实质性颠覆。十五年正月、十六年五月，他自己又两次来到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其中，留诗题字，遣金置田，“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注：《年谱二》，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第1280页．） 多有建树。从此，王门弟子出入其间，昔日的理学圣地俨然变而成为心学的大本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因建剿平宁王叛乱这一奇伟之功而遭谤诽，其学被指为伪学，由江西返家，在余姚、绍兴等地专事讲学，日与门人讲明其“致良知”之说，其间，他自己撰写《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阐述其“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的基本主张，门人则为他建复稽山、阳明二书院作为宣传、倡大其学的大本营。
稽山书院在浙江山阴卧龙山西岗（今属绍兴），南宋时为纪念朱熹而建为书院，元代办学。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绍兴府知府南大吉因信奉阳明之学，“以座主称门生”，乃增大其规模，有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等，“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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