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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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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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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讲学，盛况空前，“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多为王门干将。其中，“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宝铠、黄梦星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年龄最大的是时年六十八岁且“以能诗闻于江湖”的海宁人董澐。先生临之讲学，“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290页．）
阳明书院在绍兴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十月，由门人集资创建。这座创建于“伪学”谤诽声中而堂皇以“阳明”为名的书院，被认为是阳明学派走向成熟的一个客观标志，它表明阳明弟子不仅茁壮成长，而且有志于以此为基地开拓未来。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闲居讲学六年之久的王阳明再度被取用，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务身份，赴广西镇压田州、思恩岑孟之乱。赴任途中，他经瞿州、常山、南昌、吉安、肇庆各地，一路讲学不辍，大会士友三百余人于螺川，并曾致书浙中的钱德洪、王畿，要他们团结“绍兴书院中同志”，严“会讲之约”，“振作接引”，对家乡书院可谓是念念不忘。在广西军旅之中，“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09页、1321页） 平乱的同时，他在当地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日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以挽救日益陷溺之人心士风。嘉靖七年六月，他在南宁创建敷文书院，聘其门人季本主讲。八月，发布《经理书院事宜》，（注：《王阳明全集》卷十八，《别集十》，第638页．） 要求书院“法立事行”，进行制度化建设。九月， 又批复苍梧道梧州府，“照依南宁书院规制，鼎建书院一所”，“以淑人心”。（注：王守仁《批苍梧道创建敷文书院呈》，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第1123页．） 十月，与钱德洪、王畿、何胜之通信时称：近来“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3页．） 希望“早鼓钱塘之舵”，“一还阳明洞”，与浙中书院诸友聚会。这些说明，晚年的王阳明书院情节日深。十一月，他不幸病逝于归家途中。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二月，王阳明丧柩回到绍兴家中，“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书院及诸寺院聚会如师存。是时，朝中有异议，爵荫赠谥诸典不行，且下诏禁伪学”。但这些阻止不了各地门人对其老师的悼念。十一月下葬，“门人会葬者千余人，麻衣哀屦，扶柩而哭。四方来观者莫不交涕”。（注：《年谱三》，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327页．） 呜呼！阳明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幕和数百年前的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相比，是何其相似：先生魂归书院，门人不顾伪学之禁，毅然聚会书院，哭送自己敬爱的先生。 二 王阳明的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注：王阳明利用书院实施教化的问题，将作专门讨论．） 等等。以下我们将结合王阳明有关书院的文本来探讨这些问题。
关于书院，王阳明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万松书院记》中，其称：“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在他看来，“国家建学之初意”，就是明人伦。但因为科举的影响，这种建学的本意贯彻不了。“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亦作勉）而复之”，“乃增修书院”，“揭以白鹿洞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期我以古圣贤之学”。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也就是说，书院是在官学“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的情况下，替代官学去讲明伦之学的。此即所谓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为什么要以书院去匡翼官学呢？王阳明用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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