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5、60年代，柴尔德和布雷伍德等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农业革命的概念[i]，泛指发生在新旧石器过渡之际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人类历史上以动植物的驯化取代原来的采集—狩猎经济的食物生产技术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革。今天回过头来观察，世界上几乎所有古老的、原生型态的文明体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农业革命这个阶段，比如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印度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都是先发展起农业，能供养大量的人口，使社会中部分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的存在即社会分工成为可能，才逐步发展起复杂的社会形态，即通常所说的文明社会。

但是，农业的产生并不能等同于文明的发生，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早期农业社会只是文明社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由农业的发生到文明的发生，文化的进化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各地早期农业驯化的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粮食品种的谷物既不相同，比如西亚和埃及是小麦和大麦，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美洲是玉米——农业所面临的自然环境、耕作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农业社会的具体形势也各不相同。文明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它的出现，既有赖于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人口规模和社会分工与分化的准备情况，也有赖于一种新兴的力量对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日益分化和复杂的社会新旧因素的重新整合。

各早期农业的中心除了人口众多这一相似之处之外，自然与文化面貌及文明社会的因素各不相同，农人与地域环境结成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在定居及原始的交往条件下更是千差万别。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来实现对诸日益分化和复杂的社会因素的重新整合？这个整合与调整的具体过程在各地——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又是如何展开的？对此，柴尔德另外专门提出“城市革命”[ii]的概念，来标志和概括在简单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兴起方式与特点。在柴尔德的城市文明观中，显然是把城市视为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农业社会的村社结构，同时也成为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组织方式；另外，考古学家通过概括不同地区的材料，还提出了灌溉农业和宗教力量说等不同的学说与观点。

上述这些观点是否具有文明起源理论上的普遍性？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是什么，决定后世中国文明运行架构的独特特征缘何而来？目前的考古材料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若干重要的原初性线索。

二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  它起源很早，在自己特定的时空中，中国这个大的文化体系独自经历了食物生产（主要是农业）起源、社会分层分工等复杂化过程和雅斯贝雅斯所谓的轴心时代[iii]的融合升华而形成；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一系列文明因素与文明的整体结构：比如在世界观中对天人关系的特殊强调，对祖先的特殊崇拜，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家国同构及对德行礼仪的强调，以及物质文化的道德化倾向等，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独特而醒目的特征；

2.  它延续了数千年而未中断。自仰韶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开始形成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到龙山时代文明要素的普遍出现与广泛传布整合，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古典文明阶段直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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