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的早期和古代文明被视为农业性文明的典型，学者们一直不言而喻地是指这个文明的基础是那种稳定的、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劳作和消费单位、以家族作为协作与补充、以农为主兼营它业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式的小农性经济[vii]。

需要探讨的是，水稻与小米几乎同时起源于中国南北，水稻的传播和影响似乎从史前开始就远远超过小米，河南舞阳贾湖[viii]等遗址表明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水稻即大规模向北传播扩张到淮河一带，仰韶与龙山时期在中原的腹心地带也多有发现[ix]，但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后来何以成为华夏传统的主要基础？

与成熟阶段的文明社会相比，距今七、八千年时已经成型的粟作农业并未原封不动地构成为后世所说的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起源阶段的原始农业到后世中国的小农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就华夏文化核心最早形成的传统中原地区和考古学所能提供的材料来说，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形成是相当早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农业社会开始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粟稻混合作物区，其中如前所述，粟可能是本地起源，而水稻则是在长江中下游驯化以后在环境与文化的演进中被加以引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河中下游的早期农村从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以核心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而人口和规模较大的趋向。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作为生活的经济基础时，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即群体规模一般是较大的，不少那个时候的洞穴遗址应当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生活生产单位的考古证据，估计这种基本单位的人口一般都应当在十数或几十人左右，远远超过农业社会的核心家庭。与此相连续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房屋遗迹一般仍然是比较大的，比如北方兴隆洼文化早期的房子面积通常在50-80平方米左右，甚至还有100的平方米的房子[x]。山东地区后李文化时期的西河遗址，普通的房子也在三、四十平方米左右，大多数房子中保留3个左右的灶址[xi]，说明尽管就遗址聚落来说，已经存在不止一个基本的生产与生活单位，聚落人口与规模已经开始膨大起来，但是当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那种群居和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积习。至于南方地区，由于房屋一类的遗迹难以保存，聚落遗址和家庭的情况难以究明，但是就目前考古学家所复原的河姆渡这样的偏早阶段的杆阑式建筑来讲，大房子可能也仍然是主要的，联系到南方地区分布更密集的早期洞穴遗址的一般规模，推测可能存在着与北方中国相似的文化发展进程和规律。显著的例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与这个阶段相当的裴李岗文化时期，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已经成为遗址中最主要的房屋遗存，暗示着可能这里比较早就开始了生活生产单位向核心性的小家庭的过渡进程。

仅仅这一点当然难以说明孕育了华夏传统的中原地区早期小农经济的具体形态及其和后世社会及文明的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小的核心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确实有利于调动一般人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为社会组织的理性发展和培养提供了较大的余地。

从裴李岗时期历经仰韶与龙山时期中原地区诸遗址中的公共墓地、窖穴区、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区的普遍性和规范化程度，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必要的公共领域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推陈出新和不断完善。专家估计河北磁山遗址的窖穴中发现大量的粟，折合新鲜的谷子应该在10万斤以上，可以供养数百人不用劳作地使用一年[xii]。仰韶文化中的大房子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从陕西姜寨、半坡之类的典型遗址来看，不但有全村一级的大房子，同时一个遗址中往往包含多个中间层次社会组织共享的大房子。不少遗址的大房子具有高台、回廊一类的庙堂建筑风格。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甚至发现室内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带有回廊的大房子（后者如果加上回廊，整体面积超过516平方米），这样的建筑经过甘肃秦安大地湾和河南新密古城寨、新砦[xiii]已经发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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