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韶文化阶段开始，中原地区的考古遗址的数量与规模都开始为其他地区所难以望其项背，黄河中游及其附近的几条支流集中了全国将近一半的遗址，通常的遗址面积都在数万、十数万平方米左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已经出现。一些遗址甚至出现明确的分区，在不同层次的大房子的统领下若干座小房子聚族而居，显然是最基层的核心小家庭及其社会组合的表现。比如揭露比较完整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有五组这样的大小房子环绕着一个中心广场。

以前人们认为似乎这一地区在龙山时代的诸多方面比较落后，最近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的分析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人口与遗址规模等优势之外，这里也有同时代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城址——陶寺，城中有明确的宫殿区，祭祀区和祭祀遗址，更有同时代规格最大的墓葬[xviii]。这类最能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组织水平的文化因素不仅在陶寺，同时在古城寨等遗址同样也有发现。显然，早期文献将夏王朝确定在豫西晋南，和这一地区雄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是完全对应的。考诸历史时期的传统华夏文明，主要仍是在粟作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而且直到秦汉以后，粟仍然被列为五谷之首，而南方的优裕的稻作农业生活和繁杂的工艺技术并没有带来社会组织与人口的必然发展，加上龙山时代晚期的环境变迁等原因，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xix]一定程度的干扰，所以一直到秦汉时代，中原地区仍然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与社会财富。

六

每个文明体系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与文明要素及其集结方式，它不仅包括生业方式，也包括围绕这主要的生业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面的相关特征。对于漫长而持续的中国文明，这样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生业就是精耕细作式的农业。在精耕细作式的农业中，私田为主，公田为辅，男人被较早地逐步固定在田地中，中国式的家族得到了充分的发育，血缘关系的线条得到了特别的凸现，同时，敬拜祖先、合和天人的精神文化也得到培育和发扬广大。

综合上面诸多要素，尽管仅从考古方面来说目前的证据仍嫌薄弱，与小农经济相关的一些文化要素仍不算明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小农经济出现的相对较早，并可以从考古学中看到不少与原始的小农经济与社会相关的一些特征：最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作为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单位较早出现；家族与村落较早地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之内，与环境、邻里结成稳定的关系；较早地培育出较大规模的聚落和庞大的人口，为后来的社会分层和文化分工、综合提供了人的基础。

张光直先生曾经观察到，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原地区遗址的空间位置逐渐稳定下来，积数百上千年而未变移，遗址文化层的堆积非常巨厚。他进一步推测说，龙山时代结束了仰韶时期那种砍倒烧光、刀耕火种式的游移农业，而发展起真正的定居农业[xx]。在龙山时代的聚落内部，从考古学角度同样可以观察到许多微妙的、体现着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变化。如果说，仰韶时期以姜寨等遗址为代表的、一群房子共享一所大房子、共用一群灰坑作为贮藏库区、围绕中心广场安排住所的聚落布局中的核心小家庭还不太成熟，功能上还有欠缺，到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已开始出现象河南郑州大河村F1-4那样的拥有自己的贮藏处、以核心家庭为消费单位的房子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考古学家观察，F1-4经过若干次的增补，表现了一个核心家庭逐步壮大的全过程，同时也表现了这样的家庭的结构和规模等特点——它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后世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数个核心家庭和几代人共同构成的家族的雏形[xxi]。我曾经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龙山时代环境略有恶化，人对资源的欲望大为膨胀，资源的紧张感应运而生，而且仰韶时期大行其道的砍倒烧光的游移式农业及其相伴随的开疆辟地与分裂式移民，使龙山时代的人们基本上已经无处可移，人们不但要就地定居下来，而且要在共同体的边缘地区筑起城磊，防范其他族群对自己的领土的侵犯、掠夺，以守土卫族的推测[xxii]。看来，正是在这样文化交互作用过程中锤炼了中原地区小农家庭之上的社会组织的完善，在群体和区域竞争之中人们对社会共同体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由小家延伸出大家——家族、宗族等在社会整合与组织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国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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