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曾经在另一篇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札记中（《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xiv]）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上述的农业社会的孕育与发展过程中的情况进行探讨，并试图分析这一地区成为后世华夏文明的主要根基的原因所在。现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优势在距今大约5000年从仰韶到龙山的转变——即中国文明的孕育阶段开始比较明显地、从文化间的竞争的角度体现出来了。

如果说在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社会公共生活还是旧石器时代集体生活的孑遗或者具有相当的自发性，象中原以北的红山文化、中原以南的良渚文化和中原以东的山东龙山文化等在宗教的发育与手工业的某些方面都曾经一度领先于中原。但是到大约距今5000年时，由于环境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区域文化间的缓冲地带在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开发之下迅速消失，各人们共同体之间进入一个全面的接触和竞逐时代，中原地区的小农、小家庭和务实的社会结构体系及庞大的人口基础，开始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

对距今5000年左右的中国南北与东西各地，张光直先生使用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述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与文化景观，包括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xv]，而且考古学材料在此前后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别：从文化阶段上看，这时仰韶时期经过诸如庙底沟二期、崧泽、大汶口中晚期等中间阶段之后，在各地都开始普遍地为龙山时代所取代；从考古学现象上观察，文化的面貌发生了若干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仅是工艺品领域中先进的文化因素不断出现，诸多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红色彩陶器普遍被黑色或灰色陶器取代，圆形房子普遍被方形房子取代，大规模的合葬墓让位于单人葬，墓葬形式和随葬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更重要的是，聚落更加密集，聚落的规模普遍比以前有所扩大，人们对同一聚落占据时间比以前有所延长，聚落间在大小和功能上出现分化，张学海观察山东地区这一阶段出现了四级左右的聚落分层结构，较大的聚落遗址往往有带围墙的城址，等等[xvi]。社会的分化不仅体现在区域与聚落之间，个体之间的差别也在同一墓地之中也清晰地表现出来。考古学家根据山西陶寺遗址墓地墓葬大小规格与数量比例，认为该遗址所代表的社会显然已经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xvii]。而且，包括陶寺在内的若干龙山时代的大墓，无论从规模还是气质上，与后世王公诸侯的墓葬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显然，这个时期，社会——不论是群体之间和群体之内的个人之间都在进行新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进入一个大变动时代。

仔细观察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原地区的变化是在一种较彻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的金字塔的底部不仅变化较少，而且承当了一个支撑新兴的权贵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稳固的基础。一直到商代，面积在几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依然在宫殿式的房子周围并存，并且是构成考古发现中普遍使用的房屋的主体，正是暗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其实，从距今8000-9000年左右建立在稻作与粟作基础上的农业性质的村落开始在长江与黄河流域普遍出现起，农人和土地、环境及邻人们的关系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人们长期地厮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人口、知识与财富积累的速度逐步加快，社会交往、沟通与协调的要求日益复杂，各地就已经开始了构建区域性的文化传统的历程。只是到了仰韶时代，经过大约两千年左右的发展和扩张，各地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方式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文化板块之间的空白逐步消失，相互之间开始发生接触和碰撞。在这个过程早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以传统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曲腹盆、弧线彩陶文饰等典型器物与文化因素辐射到将近大半个中国。当时考古学文化中所见战争因素尚少，因此，这一现象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的向外移民的文化事件，表明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原始农业的人口和社会组织优势已经初步达成。

龙山时代普遍被学术界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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