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形态的完善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的逐步繁荣发达，特别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逐渐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社会这个根基。包括春秋战国的列国竞逐，魏晋南北朝与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加盟，南人与北人在淮河一线的长期对峙，满蒙南下并建立统治，中国文化的分裂、扩展与移植却一直没有舍弃中国式的农耕经济基础与其在社会中的对应体—家与族，祖先崇拜文化和天下国家的概念代代相传，在接纳外来诸多文化因素的同时，中国文化一直通过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这种基础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它们——即社会学所谓的中国国家形成中血缘爆破的不彻底性，在中国面临现代化以前从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而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即在于由这种血缘上的连续与基础的稳定而导致的文化结构上的稳定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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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罗伯特·布雷伍德：《农业革命》，《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ii] 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iii]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iv]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v] 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发现、背景与初步认识——前裴李岗时代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2》，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vi] 据赵志军：《探寻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新线索》，最近在内蒙古兴隆沟遗址也浮选出距今7500-8000兴隆洼文化阶段的人工栽培的粟与黍，并提出西辽河上游地区可能是粟黍起源地的新观点。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2日。

[vii] 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中国经济史论坛）。

[viii]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

[ix] 见严文明：《中国史前稻谷遗存出土情况一览表》，《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8-14页。

[x] 杨虎、刘国祥：《红山文化的源头——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xi] 兰玉富、刘延常：《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章丘西河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xii]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1期。

[xiii] 赵春青、张松林、张家强、谢肃：《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

[xiv] 曹兵武：《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一》，《中原文物》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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