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漫长、如此复杂的文化历史和结构中，多种多样的自然与文化因素及事件曾经影响了中国文明形成和演进的整体或某个方面，但是，早期中国特别是作为华夏核心区的传统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与整合的特殊模式，无疑是奠定古老的华夏文明基础与结构、影响中国文明的面貌及其运作方式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早期中原地区的农业村落和农业经济及其所孕育的文化精神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

    中国最早的农业经济萌发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在距今大约万年左右的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的陶器和农作物的驯化在华南与华北都已经出现[iv]。其中在中国南方地区，从广西到江西，沿着南岭南北，以尖圜底的陶釜和原始的栽培水稻为特征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构成了一个长条性的分布带。在中国北方地区，河北阳原于家沟、徐水南庄头以及北京的东胡林和转年等遗址暗示着在以北京左近为中心的区域之内存在着一个早期陶器——同时也可能是粟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

这些已经发现的早期陶器，无论是南方地区的陶釜或类似的器形，还是北方地区罐和平底器类，不但基本上可以与当地距今8-9000年左右前仰韶时代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器物演进序列可以关联起来，而且显然应该归于当地传统悠久的炊煮器类，说明了陶器的发明和人类饮食方式及食物生产的出现——更具体地说，和农业的起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v]。

在南方发现起源阶段早期陶器的不少地点，如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也已表现出广谱式的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因为成为人类食物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量地进入文化层堆积。

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表明，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距今万年左右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尚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在这一地区的悠久传统，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类似的变化情况看，那些主要是作为炊煮器的起源阶段的原始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陶器起源的核心区域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

可以推测，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等，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环境、技术、生业的综合变化与适应过程，柴尔德等以“革命”一次来予以概括是很有道理的。

到距今约八千年左右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进入稳定的村居社会时，农业生产已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最早的陶器和粟黍[vi]出现的位置更北一些，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粟作文化区；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城背溪、汤家岗、河姆渡诸文化，则是较为成熟的早期稻作文化区。近来浙江浦阳江流域发现的早于河姆渡的跨湖桥一类遗存，时代比河姆渡略早，而在文化面貌上与河姆渡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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