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18世纪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阿古柏政权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区，其后中国南疆（越南）也出现了边疆危机，法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越南北圻，逼近广西、云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员主张应以塞防为主，而李鸿章等人仍然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国将会有再次大片丧失领土之虞。而中国人对于领土向来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寸土不让”，而对于一望无际的海疆及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尚认识不足，故而认为塞防乃当务之急。因此，也就难怪坚持重塞防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使清廷将大量军费用于新疆等地区的战事和加强边疆防务了。

　　如果说这一争论尚属意见之殊的话，那么北洋海军军费的挪用就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建设不甚重视的铁证了。过去常认为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营建颐和园，其实不尽然。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26）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27）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28）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29）至于西太后为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款项一事，甚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其挪用的数目，由数百万两至几千万两诸说各异，但是无论如何，修建颐和园对于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数例，中日双方最高领导层对于海军的重视便可窥见一斑了。我们这里再举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这样一句流行的话。甚至在小学校儿童作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作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30）在日本海军建设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较之下，中国之领导高层尚对于海防和海军建设认识不足，就更不必说中下层民众了。

　　战略理念之殊

　　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分殊还在于其战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有限，又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日本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扩展生存空间，而东亚不是美洲，没有处女地可供拓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讲求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31）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进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就必须穿过茫茫大海，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保障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把建设近代化海军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可以这样说，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军战略是一种以动制静，以攻代守的进攻型战略。

　　而较之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