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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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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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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对战争结局与制海权的关系问题，则鲜有论者。本文拟作初步探索，权当引玉之砖。
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ｙúｎ＠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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