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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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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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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ｚｈǒｎｇ＠②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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