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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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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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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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