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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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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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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近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来说，必定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然而，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565、568页。）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78，第62页。）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5页。）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卷16，第2页。）。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23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继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04～805页。）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3页。）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页。）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为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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