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
    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反而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一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战后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极端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价极其昂贵的，而应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挑起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发动了那么多次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得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从未吃过战败苦头的部分日本政要，很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战时曾遭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勃兰特总理，战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即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几乎都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然而，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战争根源天皇制被保留和几乎所有的战犯被提前释放，而且很多战犯竟重返政坛、军界执掌了国家大权。像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战时铁道总务局长佐藤荣作、战时内务省特高课课长奥野诚亮等军国遗臣当上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而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战争史观所以也大成问题，同样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这些人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过侵略战争，但孩提或少年时代“举国一致”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和“军国青年”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对他们的幼小心灵产生强烈而恒久的震撼，不能不久远而深刻地影响其未来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加之战后又没有受过全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其战争史观又怎能不成问题呢？1996年7月29日， 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公职”参拜靖国神社后“不无深情地”对记者说道：“不能说当了总理大臣就让我忘记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是高呼着‘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上了战场的。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注：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战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正确历史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们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

    　　　　4、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但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时明确认为当年的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政权的人占国民总数的71％。在反法西斯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我们不要战争，永远不让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德国人民这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新纳粹势力的不懈斗争，就使得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侵略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日本，早在战时，部分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此，我们仅从侵华老兵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记述便可略见一斑：“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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