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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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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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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事，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可见一直以来使朝廷在用礼方面犹疑不定的正是这些内容。但是萧嵩和王仲丘使之得到了解决。史称萧嵩“一门尽贵”，“恩顾莫比”，与玄宗且为儿女亲家，“每启事必顺旨”(56)，对于玄宗的要求应当十分理解。《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年八月条记曰：
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显，避讳改)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
《通鉴》所记甚简，但据《新唐书》卷二○○《王仲丘传》，说明祈谷、大雩、明堂三者本来在贞观、《显庆礼》祭祀的对象和依据都有不同，但王仲丘却根据“有其举之，莫可废之”的原则，“欲合贞观、显庆二礼”。即一方面认为《显庆礼》独祀昊天上帝比较“合于经”而主要继承《显庆礼》，以昊天为主祭；另一方面则以《贞观礼》曾祭五方帝，也以之为配祀，这样与原来的冬至主祭昊天统一，就达到了所谓“二礼并行，六神咸祀”的效果。
祈谷、大雩、明堂此前没有定夺，应当是史料所说《开元礼》“历年不就”的一个原因。王仲丘的做法是在突出昊天的原则下，能够尽量调和贞观、《显庆礼》的不同，从而将二礼兼收并蓄，解决了一直以来的矛盾。此外《通典》卷八九《齐衰杖周》也说到开元二十年“中书令萧嵩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遂为成典”，卷九二《嫂叔服》说到“中书令萧嵩奏依《贞观礼》为定”。这证明，当时凶礼中五服制度的问题在张说时期也没有解决。而从《开元礼》内容来看，萧嵩不但接受贞观后期和《显庆礼》的全部改革内容(包括曾祖服、舅甥服、嫂叔服等)，也增加了《显庆礼》没有，由武则天所提出的父在为母服三年制。所以，应当说王仲丘和萧嵩才是最终实现张说“折衷”原则的人。
那么，既然一样是“折衷”，为什么这些问题在张说主持的时期竟定不下来呢？这一点最值得深思。严耕望先生分析《唐六典》曾指出，其书“盖欲全部摹仿《周礼》，即不能牵就现行官制，欲牵就现行官制，即不能全部摹仿《周礼》，此两原则绝对不能兼顾也。后来学士于莫可奈何中，乃毅然放弃全部《周礼》之原则，一以现行职员令之官制为纲领，详其组织”，《唐六典》是放弃《周礼》原则成就的。《开元礼》也同样有必须放弃《礼记》原来篇目形式，而以唐五礼为纲，详其内容，详其制度的问题。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元礼》要改变《礼记》的许多内容思想。问题是张说虽然与礼官撰东封仪注，并定高祖配天等有所改革；但既然认为《礼记》是不刊之典，原则上就要奉之为准绳为圭臬，不能动辄“改撰”，这是张说和王喦的分歧所在。因而其所主张的折衷，也是要从贞观、《显庆礼》中择善而从。但他无法解决贞观、《显庆礼》明显的矛盾，也无法完全不顾及古礼原则，不考虑学术正误和前贤传释。遇到《礼记》或前儒说中明显有矛盾而与唐制冲突的问题，就难免使学士们陷入困惑，无所决断。特别如昊天独祭与五帝合祭的不同主张影响到祈谷、大雩、明堂祭祀，更毋庸说贞观、显庆以来的服制改革都与《仪礼》作为经文、《礼记》作为仪注的原则相去太远。按照古礼经文、仪注和前儒注疏，这些改革就不能接受。学者们若在这些问题上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就必然会旷日持久，徒劳无功。而萧嵩和王仲丘的“折衷”却是以唐朝新制度为着眼点，不强调礼经，不非议郑王，不一味在学术上作纠缠。虽然《开元礼》是以继承《显庆礼》为主体，但对于无论是贞观、显庆还是这之后的改革，也无论是否合乎古礼或前儒之说，几乎都以“有其举之，莫可废之”的态度心平静气地接受。当《贞观》、《显庆礼》有矛盾时，只是采取略加变通的办法加以调和，用这样的方法肯定唐朝自己的创造，这说明他们在实际上已经不唯古礼和先儒马首是瞻，而是建立了新的取舍标准。惟其如此，他们的“折衷”才能不受牵制，更加彻底；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开元礼》对《礼记》从内容到精神上的改撰。
总之，彻底的“折衷”其实就是实现了对古礼原则、内容上的“改撰”，而萧嵩和王仲丘的作法也说明，“折衷”本来就与变革分不开。不过对他们，已经不能完全用“郑王择从”来涵盖，也不能仅以学术取向去作解释。这样说当然并不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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