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唐玄宗统治的开元时期被称为“开元之治”。“开元之治”对于盛世的追求和相对安定的社会局势，不仅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制度和礼仪的兴革创造了条件。成书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的《大唐开元礼》就是一部与时代同步的礼仪巨著。这部记载着一代国家盛典的传世之作，不但著名于当时，影响于后世，也成为中古时代礼制变迁的见证。故四库馆臣指出《开元礼》“粲然勒一代典制”，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认为“唐礼莫著于开元”①，《开元礼》无疑是中古礼制完美化的代表。
    《开元礼》的研究同样也受到现代学者的关注。例如早在40年代陈寅恪即从魏晋迄唐的礼仪沿革角度指、出其重要性。② 而仁井田陞著《唐令拾遗》和后来池田温等编纂《唐令拾遗补》两书尤启迪了人们对《开元礼》令关系的思考。③ 长期以来，不仅日本学者围绕皇帝制度、中日律令制、礼法关系及唐对东亚世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多涉及《开元礼》④；中国港台学者也多有从不同方面探论《开元礼》的论著⑤。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者陈戍国、任爽等所著礼仪专著⑥，都是在《开元礼》的基础上展开对唐代五礼内容的分析，姜伯勤对《开元礼》及敦煌书仪与唐贞元、元和改礼关系的论述⑦，更开辟了认识《开元礼》的新生面。此外赵澜和杨华也开始从礼制的演进和学术角度正面讨论《开元礼》⑧。但相比其他课题，《开元礼》的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有关它的制作背景、内容特色、礼仪性质、制度来源、思想依据、变革趋势、行用状况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深入的研究。
    由于《开元礼》是认识唐代乃至中古礼制的基础，所以以上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必要。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展开对《开元礼》的讨论。本文旨在弄清《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要说明的是，作为唐玄宗营造和标榜盛世的产物，《大唐开元礼》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同期成书的《唐六典》各自取法《礼记》和《周礼》，成为中古礼制从因袭摹仿发展为取代上古礼制的里程碑。而《大唐开元礼》的撰作不但以中古前期礼制的不断更新和思想发展为基础，也有着开元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礼仪活动的实践为之准备。由于政治的需要，沿系贞观、《显庆礼》的礼仪变革成为时代的主体，《开元礼》在所谓“折衷”原则之上吸收变革，实现了对于《礼记》的改撰，从而不但代表了唐礼的制作方向，也为后来礼制的不断变化更新打下基础。

    　　　　一、《开元礼》与《唐六典》——唐代的《礼记》和《周礼》

    唐朝前期，继贞观、显庆二礼之后，《大唐开元礼》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奏上。开元礼公认是在前二礼的基础上产生，但是考虑此书的制作，有一个事实却是不能不首先注意和引人深思的，这就是在《开元礼》撰作的同时，另一部巨著《唐六典》也已经提上日程。两书时间虽然略有先后，反映朝廷制度也有不同，但同样是集中了博学硕儒理念的大制作。只是以往人们对《唐六典》的内容、性质乃至行用多所讨论，对于《开元礼》的关注却远远不及《六典》，更很少有人将两书的制作放到一起作通盘考虑，使得对于各自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