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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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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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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上言：“今《礼记》章句蝽驳，故太师魏徵，更编次改注，堪立学传授。”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釐改，兼为之注，虽加赏赐，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与先儒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学。行冲怨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也。
由此得知，在王喦上奏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了删改或者“刊削”《礼记》的实际行动，这就是元行冲的《礼记义疏》。此书在《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中直被记作《类礼义疏》五十卷，显然是为魏徵已经删编《礼记》的《类礼》作疏，是“欲与先儒章句隔绝”的创新之作。而它的行用同样遭到张说的反对，理由与反对王喦几为一词。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称：“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类礼》的“以类相从，削其重复”说明针对《礼记》及其注释的改撰、删削由来已久，至少王喦不是主张对《礼记》动手的第一人，且元行冲撰《义疏》事应即王喦提出“改撰”《礼记》的先声。其书虽然未能立学，却看得出是“奉敕”所撰而得到玄宗支持，这进一步证明玄宗也是王喦的后台。
那么，为什么开元之中改撰之风可以得到玄宗支持而甚嚣尘上呢？除了上面所说唐玄宗创建盛世礼典的意图外，还应追寻唐朝礼学和礼制发展的学术渊源。东汉以后，三《礼》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已经确立。陆德明《经典释文》排列次第指出，三《礼》中“《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疑，□□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17) 则《礼记》地位应是在《周礼》、《仪礼》之下(18)。但历代立于国学之五经，均以《礼记》为其一。唐国子学“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学生“习正业之外，教吉凶二礼”(19)，可见对礼的重视。而科举考试以《礼记》、《春秋》为大经，其余则为中经、小经(20)。唐太宗并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礼记》为其一，尤使之作为“不刊之典”的地位得以伸张。《册府元龟》卷二六○《储宫部·讲学》记龙朔二年高宗太子弘以不忍听《春秋左氏传》中楚子商臣事而改习《春秋》为《礼记》，玄宗为皇太子，“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亲释奠于国学，命国子司业禇无量开《孝经》及《礼记》题，太子问疑义数条，无量皆依古典以对，微加规讽，太子悦，赐物百段，并紫袍金带”。《礼记》是从帝王到臣民必修的功课。
对《礼记》的重视影响到礼学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治《礼记》者不乏其数。孔颖达撰《礼记正义序》称：“去圣愈远，异端渐扇，故大小二戴，同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爱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胜。其为义疏者，南人贺循、贺瑒、庾蔚[之]、崔灵恩、沈重宣(“宣”衍)、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21) 是《礼记》也有南北之学。虽然《北史》卷八一《儒林上》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诸经学问师从各异，而“《礼》则同遵于郑氏”；元行冲引王粲说有“世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语(22)：《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也说“今《周官》六篇，古经(按即《仪礼》)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且孔颖达《五经正义》以郑氏注为本，这就更巩固了郑注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南北之学本就歧异，所以义疏各证其义，对于《礼记》和郑注的解释也有不同。如孔氏就指出“熊(安生)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而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却“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
据《北史·儒林传》评价当时的治学风格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皇甫氏的守章句而乖郑义和熊氏的引外义而违本经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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