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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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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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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刊《月令》并序部分残文(按序与现存表文有同异)，其内容文字说明已经不是《礼记》经传原文而是全都重加改造。(35) 序称“陛下悬法授人，顺时用刑言，亲降圣谟，重有删定”，赞以为“节气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定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无相夺伦，盖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说明玄宗已将之作为盛唐统治万象更始的新象征，其书本身也成为改撰《礼记》的一项实践。唐人“改撰”的意识后来证明不是个别的、对于、《礼记》加以删改甚至延传到晚唐的皮日休，竟试图对《礼记·祭法》加以补订。(36) 元行冲、王喦的“改撰”说显然也是应和着这一类著作和理论，他们是“解经别派”在《礼记》学上的代表。只是王喦之说更立足于当代，更配合玄宗的意图，其用当代礼取代古礼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将本朝礼仪通过《礼记》的形式经典化应当是《开元礼》撰作的初衷。
由以上而言，“改撰”《礼记》或云将本朝礼仪经典化毋庸说是从唐朝统治者到士人逐渐兴起的一种共识。唐初以后的社会相对魏晋南北朝已经发生了自贵族制而向官僚制的转变，以通经义、励名行致身通显的世家大族开始被新兴的进士阶层所取代，所谓阶级的升降固然不可避免，而士人阶层本身的意识也随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魏徵、元行冲到李义府、许敬宗，再到张说、王喦，包括王元感等解经别派，其出身来源固非一途，地位官职也有上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所提倡所代表的决不再是旧世家恪守的礼仪风范，而是一种可以反映自身要求，同时极富时代特色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新礼仪随着唐朝统治的稳步上升也成为皇朝统治者和文人官僚们的共同需要——他们都需要有标新立异的理论以证实和标榜自我、区别前人，需要建构像《礼记》那样辉煌的“不刊之典”来体现时代精神，而由于从《贞观礼》开始，唐人替代古礼的改革和建设就是有延续性的，所以不能不说“改撰”《礼记》的主张本身其实已建构了《开元礼》的创作基调，代表了这个时代充满进取精神的最强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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