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唐玄宗创建《开元礼》与《唐六典》的目的不谈，人们提到《开元礼》，更容易注意到的是唐朝前期礼制建设本身的问题。前揭《旧唐书·礼仪志》在《开元礼》撰作之先提到了韦任礼仪使。礼仪使的设立是唐朝礼仪史上一件不应忽略的大事。《唐会要》卷三七《礼仪使》称：“高祖禅代之际，温大雅与窦威、陈叔达参定礼仪。自后至开元初，参定礼仪者，并不入衔，无由检叙。开元九年正月，韦绍除国子司业，仍知太常礼仪事。”同卷《五礼篇目》谓“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两处合而观之，是韦开元九年时，已有“知太常礼仪事”之名，而在开元十年才正式充任礼仪使。在此之前，唐朝虽然也曾有礼仪使，但都属临时设立。如《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冬，十月，甲申，礼仪使姚元之、宋璟奏：‘大行皇帝神主，应祔太庙，请迁义宗神主于东都，别立庙。’从之”一条下，胡注曰：“唐世凡有国恤，皆以宰相为礼仪使，掌山陵、祔庙等事。”这与韦“专掌五礼”显然不同。
专掌五礼的礼仪使为什么要设立呢？征诸史册，发现史家大都指出此前朝廷礼制行用中存在问题。据《旧唐书·礼仪志》，唐高祖武德初“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即位初“悉兴文教”，始令房玄龄、魏徵等修改旧礼。(13) 撰成《贞观礼》“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高宗初因“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诏长孙无忌等“重加缉定”修成《显庆礼》“一百二十卷，二百二十九篇”。《贞观礼》于旧礼所增甚少，“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显庆礼》却不惜在很多方面增损旧仪，即不仅卷数超过贞观，篇数也是它的近1.7倍(按《新唐书·艺文志》作299篇，与诸书不同)。加之《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李)义府、(许)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导致了礼制错杂并行。“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14)
    礼制的不能确定乃因《显庆礼》变化太大，此事并导致他官由参议到参掌礼仪的出现。高宗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鼓、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武则天朝，“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韦)叔夏，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15)。但是礼制的不完善和前后矛盾令朝臣无所适从，以至到了玄宗朝还出现给事中唐绍因讲武失仪被诛，和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的事件。(16) 可见如何对此种情况加以纠正，找到现实礼制实行中的出路是当务之急，“专掌五礼”的礼仪使的设立显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一点自然也影响到日后《开元礼》的撰作，所以后来张说的折衷一说十分自然，而事实上，《开元礼》也确实是折衷二礼的结果，《贞观》、《显庆》、《开元礼》一脉相承，才有了大唐礼制的辉煌。
    尽管如此，《开元礼》的撰作与礼仪使的设立尚不能证明是一回事。因为最初王喦提出的“改撰”《礼记》，即以唐朝“今事”模拟、仿造古典的倡议并非是要整顿或改革唐礼。问题在于，王喦为何在开元十四年之际突然提出“改撰”的要求呢？对此，《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略同)记事可作旁注：
    (开元)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宾客元行冲等，撰《礼记义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卫长史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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