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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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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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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不是符合这一特点，但看得出两者注疏中其实都有违背经传本义的内容，因此这可能代表了前一时期对郑说乃至经文本身的异议之风。当然所谓异议很大成分上还与郑王之争的学术背景有关。由于郑玄解礼深受谶纬学影响，所论不断受到王肃与后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北学谨遵郑玄，而南学即深受王肃影响而有所更张，两者的不同也反映在礼仪实践方面。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一三《礼乐志》三中关于“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评论说：“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例如郑玄解释《礼记》，郊祀昊天上帝之外并有五天帝的六天之说，就是“后世莫能废焉”。但是关于郊天场所两晋南朝却多屏弃郑玄“圆丘”和“郊”分离之说，而依据王肃“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的理论实行郊丘合一之制，说明南朝礼制本身已有不少是吸收王学观点的。(23)
而皇甫侃、熊安生的义疏可能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关键地方反映了郑王歧异，唐长孺先生曾指出《经典释文》和《五经正义》都有本于南学和舍北从南的问题(24)，而对《礼记》孔颖达虽然继承南北朝以来学术同遵郑氏的传统，辨正郑义和熊、皇甫氏之说，在一些诸如郊天、庙制、禘祫、丧制等关键问题上，也往往申郑而弃王；但毕竟是以南学的皇甫侃为本，在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难以论辨是非之处源源本本保存旧疏援引的王肃之说，这就为后来的改礼预设了伏机。据说书成后，“时又有太常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25)。对于马嘉运“掎摭”孔颖达的原因，《旧唐书》卷七三马传只说是“颇多繁杂”，《新唐书》卷一九八孔传却更指明是“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所谓“谬冗”，很难说其中不含对观点的指摘。
据《唐会要》卷四二《论经义》的记载，孔颖达是书上于贞观十二年，这时《贞观礼》已撰成行用。孔颖达依从郑学的观点应当与《贞观礼》是基本一致的。马嘉运的批评可以说明其时对《礼记》和郑注很可能已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显庆礼》即反《贞观礼》之道而行之。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即郊祀。如金子修一已指出(26)，《显庆礼》中正月祈谷、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冬至的所有祭天礼仪都依王肃说而祭昊天上帝，同时《显庆礼》亦改《贞观礼》郊丘分离为郊丘合一，这是建立在彻底否定《贞观礼》所依从的郑玄说的。《显庆礼》主要吸收王肃之学，捃拾了《贞观礼》和孔颖达《五经正义》弃而不取的内容，两礼在学术取向上南辕北辙，在具体操作上更是互不相容，这当然是后来“礼司益无凭准”的原因。
不过《显庆礼》对《贞观礼》的改革虽然与对礼学的认识有关，却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礼学。诚如金子修一先生指出，“从《贞观礼》到《显庆礼》的变化，并非单单是受礼学上的学说优劣之影响而产生的，而是依据王肃学说，支持天之惟一绝对性的缘故。”由于天的惟一性对应着皇帝权力的超越性，所以改革实际上是以强化皇帝权力为目标。史家评论说《显庆礼》“多希旨傅会”，可见对于学说的选择有着十分现实和功利的要求，学者的考虑并非全然从宗王宗郑出发。笔者也曾讨论过从《贞观礼》到《显庆礼》中凶礼服制的改革，服制贞观初变化很少，但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改曾祖服齐衰三月为五月、舅服缌麻三月为小功五月、嫂叔无服为小功五月。嫡子妇、众子妇分别从大功、小功加至朞服和大功。《显庆礼》则不但吸收以上各项，更增加了舅对甥的小功报和嫡子为庶母服等。(27) 这说明从唐太宗后期到高宗朝，有着完全不按《礼记》和郑玄说定礼的倾向。笔者曾对这些服制改革的原因试作具体分析，并说明它们既有东晋南朝以来服制多变的基础，也有着唐朝统治者继承北朝重视母家服制的传统和自身的需要，其间不无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它们的制定和实行既有皇帝的意向，也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因此改礼不但关系到对皇帝和现实政治拥护与否，也关系到社会习俗和礼仪观念的变化，很难完全以学术派别来作衡量。
礼仪的改革既受时代发展和政治影响，则也最终牵涉到对于原始经典的态度问题。由于《礼记》的经文和郑玄注长期合在一起已经很难区分，因此对注的怀疑已经影响到经的执行，更何况其中还有现实政治的含义，这就不奇怪上述郊祀种种制度上的变化在时人看来不啻于一场颠覆和革命，从而在朝廷上引起种种争端；而郊天、服制等的改革则不但不同于以往的礼家注疏，更与《仪礼》和《礼记》中的规定有了本质的冲突。在这一方面，唐太宗君臣对于增改服制的解释或许是深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他们在强调礼是“随恩以厚薄，称情以立文”的同时，更直截了当地指斥礼经的规定是“理为未得”，是“循名丧实，逐末弃本”，标榜其改制是要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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