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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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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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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难免未达一间。给人启发的是元和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称唐玄宗敕宰臣集儒贤：
以论才审官之法作《大唐六典》三十卷；以导(道)德齐礼之力作《开元新礼》一五○卷。网罗遗逸，芟翦奇邪，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复，祗令宣示中外；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⑨
不但给二书“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的共同评价，也指出它们在制作后其实都没有真正落实，说明要给两书以同等的重视。那么，《开元礼》为何在当时和后来都会有与《唐六典》相似的命运？它们的制作原因是什么，两书的关系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它们的撰作情况有所了解。
关于《开元礼》的撰作，《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在《开元礼》一五○卷下注有曰：
开元中，通事舍人喦请改[撰]《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喦就集贤书院详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命贾登、张煊、施敬本、李锐、王仲丘、陆善经、洪孝昌撰辑，萧嵩总之。
这段记载是修《开元礼》的缘起，但文字简略。《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略同，并见《通典》卷四一《礼序》)记载更详一些：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以上记载更是解开《开元礼》的钥匙。从中得知，《开元礼》的修订源出通事舍人王喦上疏。王喦事迹不见记载，为何提出修书具体情况这里也未作说明。但他提出的修书方式引人注意，此即所谓“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改撰”直译当是按《礼记》的体例加以改写或云仿造。“以今事编之”，《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作“益以今事”，《艺文志》直作“附唐制度”，即强调内容上增加唐朝制度，取代《礼记》旧文。但是王喦的请求没有被接受，却被张说“折衷”贞观、《显庆礼》“五礼仪注”的主张所代替，遂有了后来的《开元礼》。只是张说提议后，修书也不是一帆风顺。从“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和领衔者由张说变为萧嵩来看，《开元礼》的撰作曾分为两段，中间修礼也曾遭遇困难。为何如此？这里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同时期修撰的《唐六典》。
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第一九》曰：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毌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
《新唐书·艺文志》则将《唐六典》明确列入史部职官类而言事与之略同：
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毌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蘭、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
《唐六典》从开元十年修至二十六年，中间数度易手，可见艰难。然而徐坚为何对《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经岁无规制”？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引韦述《集贤记注》，也说是由于玄宗手书六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才使徐坚最终无所适从的。“理(治)、教、礼、政、刑、事”六典源出《周礼》天官，代表着六类典章制度或曰典法，分属于六官之下，虽然统而言之都是治国统官安民，但作用意义各不相同。可见唐玄宗在最初规划《唐六典》时，所期望者就不是简单的官典，而是一部既能够体现《周礼》精神和原则，又能够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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