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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商风波”与康乾盛世的历史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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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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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底，一纸满文奏折摆到了康熙的御案上。具折人两江总督赫寿将江南几年来的风波娓娓道来：“（张伯行）与噶礼交恶，去寻噶礼之相公张令涛。因张令涛之故，又往寻牟钦元。张元龙（隆）系租船开铺之人，早已死，而张伯行仍当其在，称伊为海贼，直至只剩二年，仍未完案，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1] 张令涛何许人也，竟成为张伯行的眼中钉？身为朝廷命官的江苏布政使牟钦元，何以成为张伯行调查审问的对象？张元隆何以屡被张伯行纠缠？“无辜之人”又指谁？这其中关系复杂，头绪纷乱，只能从张元隆和他的船队说起。
张元隆，上海县人，“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是江浙沿海有名的大海商。张元隆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财大气粗。“间其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他希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远洋商贸船队，主动到外洋与异国通商，大有开展全球贸易的宏图大志。到康熙四十九年，张元隆已拥有洋船数十只，招募福建水手，冒用华亭籍贯，“请关县牌照，藉称贸易”。“商船照票例应一年一换”，而张元隆的船只常常经年不归，其贸易对象可能已经大大超出了清廷许可的南洋诸国的范围。张元隆在沿海影响很大，其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的女婿，因此有强大的政治靠山，其远洋贸易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官府的庇护。[2]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以“操守清廉”著称的江苏巡抚张伯行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两件事的发生，使他对张元隆集团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其一是康熙四十九年六七月间张元隆的商船连续遭遇海盗抢劫，引起了张伯行的高度重视。[3] 张伯行从中发现了张元隆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的现象，从而大体摸清了张元隆及其船队的概况。其二发生在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据张伯行两年之后的回忆称：“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带领官兵搜缉海贼郑尽心等，臣即专差赍咨驰赴江宁与督臣（噶礼）会商。据该差回称，督臣于十二日已往镇江，坐艍犁船出海矣。臣标并无战船水师，正与本标将弁酌议作何速往搜缉，又闻督臣从镇江由运河来苏，臣遂出郊远迎。十六日督臣到苏，臣问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入海，则尽山水花鸟，一帆可达；若由上海出口，实属迂远。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开行，臣亦于是日带领官兵随往……于十九日早同抵上邑（上海），提臣（师）懿德亦即继至。据提臣云，接到部文即委苏（州）、狼（山）二镇总兵出海……督臣又将（狼山镇）穆总兵差人赶回。臣与提臣俱不解其何故。”[4]
带着疑惑与不安，政治使命感极强的张伯行多方访查，大海商背后的谜底终于浮出水面——“访闻四十九年九月间（张）元隆闻郑尽心等在奉天败走，恐致破露，即使伊弟张令涛夤入督臣内幕，多将洋货贿赂。其督臣在上海时，十数船所铺设者，皆元隆所馈也。伊弟张令涛押船护送至宁波入口，远赴江宁。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镇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宁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余。铺设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缉贼之名伪装运货贿计耳”[5]。
在张伯行的题本中，“恐致破露”作何解释？张元隆重金贿赂噶礼意欲何为？康熙朝的奏折和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江南提督师懿德具折谢罪，罪名是用水师战船运米。[6] 用战船运米是有先例的。康熙四十九年秋，福建漳、泉等地歉收，朝廷特谕“截留江南、浙江漕米三十万石，令福建提督、总兵官以战船运往赈济”[7]。每年例行的漕运多有波折，使用战船护送亦当在情理之中。看来师懿德的“运米战船案”一定与赈灾和漕运无关。康熙五十三年三月甲辰，“兵部覆，江苏巡抚张伯行疏言：商船、渔船与盗船一并在洋行走，难于识辨，以致盗氛未靖，商船被害，嗣后请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官兵易于稽查。至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俱应如所请，从之”[8]。此前，张伯行曾以相同内容密奏康熙，并指出时下“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营船可以为民船，民船亦可以为营船”，康熙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9] 张伯行船制改革的建议[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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