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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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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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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28)。其中充满了自我作古、睥睨一切的批判精神，说明其改革已不仅是针对前儒的解读失误和填补经传中的模糊之处，而是涉及那些在士丧礼中明白无误的千古礼条。可见从疑注到疑经，唐太宗君臣已开清人所谓的“改经之渐”，他们对能够代表现实取向的以“今”代古毫不犹豫。而由于包括郊庙、婚丧在内的这些改革都被“其文杂以式令”的《显庆礼》吸收，在礼仪“唐朝化”(也是世俗化)的路上愈走愈远，所以不妨认为它已揭开了“改撰”《礼记》的序幕，后来的《开元礼》只不过是《显庆礼》“事不师古”的继续和扩大而已。
正是因为如此，在《显庆礼》颁布后，针对古礼、唐礼中各种矛盾的认识问题就会油然产生。这些矛盾给具体制定和掌管礼仪的大臣造成了压力，而到了一定时期，在诸多不同之前就面临着一种方向性的选择和认定：究竟是基本上遵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古礼和主要承袭隋旧仪的《贞观礼》)，还是承认更具有本朝特色以实用主义为目标的新礼仪(《显庆礼》以来的诸项改革)。但对于儒家旧规的妥协和新制的开拓缺一不可，于是这种选择最终便不可避免地落实于两点之上，这就是一方面如何对《礼记》本身的内容精神加以再认识，对古代经典和前人之说予以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解、正解；一方面如何在《礼记》的框架包装之下，以一直以来的新变化为基，并进一步发展完善，建立本朝制度的权威和新经典，使之既不背离古礼的基本精神，又要适应现实的变化和需要，达到新瓶装旧酒(或曰旧瓶装新酒？)的目的。
以上两方面，可以认为是王喦提出“改撰”的思想前提，也可以说是学者已论后来《开元礼》主要吸收《显庆礼》的原因。只不过第一方面是从魏徵到元行冲已经在做的。元行冲在“退而著论以自释”的《释疑》一文中，曾以答“客问主人”郑注与魏书何者为优的题目，指出“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咨谋靡所”的不足，和魏徵“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的胜出之处；批评“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不申，疑于知新，果于仍故”。他还提到孔安国注《古文尚书》、孔季产(丛子)专古学不容于世、刘歆好《左氏》欲建学官而受诸儒排摈、王肃“规郑玄数千百言”却受到诋劾按问而“酬对疲于岁时”等事实，以及由于郑玄说占据统治地位，造成所谓“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服虔)，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王邵《史论》语)，以至于“郑、服之外皆仇矣”，来说明“改易章句，是有五难”(29)。因此看得出，元行冲企图在学术理论方面打破传统，打破举世皆从郑、服的思想禁锢，但他“欲与先儒章句隔绝”的古典新释要流行于世看来还有很大的阻力。
应当说明，魏徵、元行冲等否定郑玄，其实可以认为是贞观、显庆以来礼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他们的思想并不孤立。与元行冲同时前后的王元感著有《尚书纠谬》、《礼记绳愆》、《春秋振滞》，从名称看大致也可以认为是从改注到疑经的同类型制作。(30) 王元感是陈寅恪先生所说“解经别派”的先驱，关于其学派的发展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但王元感的异论竟受到朝廷大儒魏知古的赞扬，号为“五经指南”，徐坚、刘知几等也“每为助理，联疏荐之”，使之竟然被“下诏褒美，以为儒宗”(31)。而刘知几本人在《史通》书中也专立《惑经》一篇，列《春秋》之义“其所未谕者十二”(32)，实即指摘《春秋》经传中的不合理处。疑经甚至改经在朝廷已形成风气，此也可以《礼记·月令》的“改撰”说明。
《唐会要·五礼篇目》记载《贞观礼》比照《隋礼》所增者有“读时令”一仪，是吸收汉魏以降(特别是南朝)传统，将十二月令按四时(春、夏、秋、冬四孟月，加季夏读土令为五时)分读的做法。今见《开元礼》不但有承袭《贞观礼》的读时令，更有基本照抄《礼记》(唯官员官司、活动接续过程均换成唐制)的十二月令旧文，这说明《开元礼》中已有意渗入古礼内容，不过这只是形式的“改撰”，所知是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使太常卿韦每月进《月令》一篇并恢复了读时令制度(33)，这个“月令”已经不是旧文，而是最后经由玄宗认可的“御刊删定《礼记·月令》”。《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载此书并注曰：“集贤院学士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直学士刘光谦、齐光义、陆善经，修撰官史玄晏，待制官梁令瓒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自第五易为第一”当指《月令》在《礼记》中的次序，《月令》是《礼记》中与《王制》并行、以王事为中心的重要篇章，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皇帝和朝廷顺应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对国家进行治理。今存世有李林甫《进御刊定〈礼记·月令〉表》(34)，敦煌S. 621也存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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