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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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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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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唐朝现行制度的政典。所谓“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就是要将唐朝制度按此六条分类以体现其辉煌。换言之，即编辑唐朝典章以取代《周礼》内容，亦或可云“削去《周礼》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这样看来，虽然《六典》编制在前，《开元礼》编制在后，但两者最初的意图似不谋而和，并且王喦的“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或“益以今事”也并非他个人的发明，而是代表着玄宗本人编纂唐朝盛世礼典的意旨，至少是从其所欲，这就不同于一般为朝廷修改礼制的要求。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篇曾评价《六典》是“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的“帝王一时兴到之举”，并将这一以“唐代令式分入六司”的“敷衍塞责”之作称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⑩ 严耕望先生则进一步分析玄宗初欲仿《周礼》六典，将当时令式分六类塞入六官之下以成书之意，指出由于现行官制与《周礼》六官已然不同，两者无法兼顾，所以“事实上，此为一无法完成之荒谬使命，任何人思之，虽千百年，无从措手。”(11)
《开元礼》的撰作，虽然时间似不如《唐六典》持续为长，且先于《唐六典》完成，但是作为共同主持人的徐坚仍不免“历年不就”，这说明《开元礼》遇到了和《六典》同样的问题，即必须以古礼为纲，调和古今，由形式决定内容。但《礼记》四十九篇，无论篇目及内容均与唐实际执行的五礼不尽相同，如削去旧文，而益以新事，岂非亦童牛角马？更何况某些具体原则和精神已有变化，徐坚的困惑，相信也是受到如何以《大唐开元礼》取代《礼记》思想的干扰。只是由于毕竟已决定以本朝贞观、《显庆礼》作为参照，可以“折衷”并且有章可循，才比《唐六典》成书稍微容易，但其中的曲折不言而喻。
写作的宗旨决定了写作的过程。随着主持人的改易，参加者也有先有后。例如徐坚、李锐、施敬本乃张说所委，王仲丘则是萧嵩委派的最后阶段的主撰人，人数的众多同样证明了写作的不易和旷时长久。并且尽管他们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但主要修撰者如徐坚、施敬本、陆善经、王仲丘等作为礼学之士在两书撰作上的兼职却表明它们性质的兼通。据《唐大诏令集》卷五一《萧嵩集贤院学士修国史制》有“俾垂作范之规，用成不刊之典”语，由于“不刊之典”曾被张说用来指《礼记》，萧嵩上任又主要是为了接替张说，故可以认为这里就是兼喻其将要主持的《开元礼》。《六典》作为政典，其针对和替换者乃《周礼》；《开元礼》乃礼书，使为不刊之典而针对和替换者乃《礼记》——于是所谓“论才审官之法”和“导(道)德齐礼之力”便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就内容言是礼法、制度兼顾，就模仿和取代的对象是均属上古三《礼》，其在国家治政和礼仪上的共同意向睽之分明，在制作上也无疑是异曲同工。由此可见，唐玄宗是希望在国家制度的总体原则上，取法三《礼》，而在现实具体的操作上，则由唐朝仪注取而代之(由于《礼记》有仪注性质，所以也可说是以唐五礼仪注取代上古礼仪注)，两者兼糅，是两书制作的根本。
昔人曾探论《唐六典》是否是一部行政法典，在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但是礼法总是相通的，一些日本学者曾经提出应从礼制的角度来理解《唐六典》的性质。例如内藤乾吉曾指出《六典》与律令那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性质不同，就像把周官称为《周礼》的意思一样，《唐六典》也有《周礼》之意。奥村预三也指出，《六典》“只与礼制具有深远的关系，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认为其制作意图乃以唐代官制作一王典，至少在把“周官”称作“周礼”的意义上，有把《唐六典》视为礼典的倾向。(12) 这些看法无疑十分有价值，而如将《开元礼》和《六典》放在一起作通盘考虑，就更容易理解。既然两书都是唐玄宗试图以“今”代古，为了标榜唐朝礼法辉煌的产物；而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唐六官之典”实即唐《周礼》，《开元礼》不折不扣亦可以看作是唐《礼记》，两者实出自同一策划而具备相同性质，因此我们从广义的层面上或者都可以将之认定为礼书，也可以认为是中古唐朝的新经典。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书在内容上的相通之处。记载唐朝制度的《六典》在对官职的说明中常常引用《开元礼》的内容，如礼部、太常、光禄等部门最为突出；而《开元礼》中也融入不少令式制敕，特别是它的序例部分，可见两者在制作时就是互相参考的，本文对此不拟细论。但是前人已经指出，《开元礼》法是继承魏晋南北朝的不同渊源以及唐初礼法的发展。本文也将证明，作为同一时代的产物，《开元礼》和《唐六典》出发点同样，都是唐玄宗意欲与开元经济建设、物质成就相匹配的精神产品。它们的撰作是处在唐朝经济趋向富足，国家局势安定和唐朝礼制日趋成熟的所谓“开元盛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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