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活动贯串于中国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而商代上承夏代，下启周代，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对考古发现的商代祭祀遗存进行研究，对于把握商文明，甚至中华文明的礼制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祭祀是和人们的精神信仰密不可分的，它往往藏匿于考古发现的背后，再加以中国考古学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考古家们都在构筑中国考古学的文化谱系。因此学界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欲在此对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做一回顾，并对存在的问题谈些自己的想法，希冀有利于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所说的商代对应于考古学上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商文化二里冈期至殷墟四期。

    　　　　一、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回顾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历程，大致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前商代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20世纪20—30年代在安阳殷墟就发掘到大量的祭祀遗存。主要有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被石璋如称作北组、中组墓葬的祭祀坑，小屯丙组基址附近的“墓葬”和有烧燎痕迹的遗迹等，小屯遗址与甲组、乙组建筑基址有关的“基下墓”和“基上墓”，在安阳西北岗王陵区发现的数以千座的“小墓”、以及一些大墓中的祭祀遗存，小屯丙区墓葬附近的祭祀坑。
    但由于战乱，这些资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只有少数发掘者对这些遗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石璋如对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的北组、中组墓葬、乙组建筑基址的“基下墓”和“基上墓”等进行了分析，并引用甲骨卜辞和昆明民俗，提出这些“墓葬”可能与埋祭有关，具体的基下墓“当系奠基的仪式”、基址附近的杀头葬与房屋的落成有关[1]。
    进入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在郑州商城、殷墟等遗址都有祭祀遗存发现。郑州商城的主要发现有商城东北隅的社祀遗迹，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内与铸铜祭祀有关的“乱葬坑”、“殉猪坑”等，聚集在二里冈的时令小河旁台地上的12座祭祀坑，郑州商城内城西墙所开探沟CWT2内的“殉狗坑”，彭公祠门前高地上的3座“殉牛祭祀坑”等[2]。殷墟的主要发现是1950年在西北岗王陵区发掘的25座祭祀坑、后冈祭祀坑、1959年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发掘的5座埋有牛或马的祭祀坑等。此外，在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了社祀遗址。
    但这些祭祀遗存的资料当时多没发表，对它们的性质多不认识，在一些简要的报道中，多把它们归为墓葬，个别虽意识到与祭祀有关，但除了言明与奠基有关的祭祀坑外，多没有说明祭祀对象或祭祀类别。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后冈祭祀坑为例介绍一下这种状况。
    郭沫若首先对此坑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此坑是个墓葬，圆坑中央侧身屈肢葬的一具骨架可能就是墓主，墓主“……或因罪而死，故葬颇简略，然仍有不少殉葬的奴隶(24人)和殉葬品”[3]。赵佩馨则认为此坑并非独立的墓葬，而是附属于大墓或建筑物的殉葬坑，埋在坑中的是一队戍卒和率领他们的首领——戍嗣子[4]。《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认为此坑是杀殉坑[5]。刘克甫认为此坑的年代当属周代[6]。
    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学者在整理20～30年代安阳殷墟的发掘资料过程中，对殷墟的祭祀遗存有了进一步的研究。石璋如在《殷墟建筑遗存》中说：“这三组墓葬(谢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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