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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祭祀遗存发现与研究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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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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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小屯乙七基址南的北组、中组和南组墓葬)也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结构，很可能代表着军事的组织”。“如果是在(建筑)落成之后埋入的……也可以说为‘落成牲’。这个用意固然在庆祝房屋的落成，同时也希望这些武装的灵魂保护着住在宗庙内的祖宗的灵魂的安全”[7]。石璋如在整理小屯丙组基址发掘资料过程中，提出丙组基址中的“丙一、丙二、丙三、丙四、丙七、丙八、丙十一等基址的一带，为祭祀区”[8]。
董作宾在《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出“黄土基址(即小屯乙一基址)，位居中央，附近又有埋猪的遗迹，似乎是宗庙之一”[9]。董作宾的这种从祭祀遗迹推测建筑性质的研究方法为以后邹衡在论证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是宗庙时所继承和发展。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尚处于资料积累的阶段，对祭祀遗存性质的认识还很模糊。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一些重要的发现和一些发掘报告或简报的发表推动了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的深入。而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祖先祭祀和社祀的研究上。
关于祖先祭祀遗存的发现，首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坑的发掘。1976年在这里发掘191座。1977年又发现120座，1978年发掘了其中的40座。
1976年的发掘简报将这次发掘的祭祀坑分作22组，认为同一组是同一次祭祀的遗迹[10]。发掘者杨锡璋、杨宝成结合甲骨卜辞的研究推定这两次发掘的祭祀坑和1934年～1935年发掘的一千多个“小墓”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商王室的一个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并推测东西向坑的时代为殷墟二期，南北向坑为殷墟一期。文章还对人殉和人祭进行了区分，提出殉葬主要是同穴，异穴者与它所殉的大墓距离较近，人祭主要是异穴，同穴者少，人祭可以与墓葬同时，也可以是追祭。他们强调用于祭祀的人牲的身份是奴隶。还认为甲骨卜辞和考古发现所反映出殷代用人祭祀日渐减少的现象，是奴隶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结果[11]。
1976年殷墟王陵区祭祀坑的发掘成果是研究先秦祖先祭祀和墓祭制度的宝贵资料，推动了商代甚至先秦时期墓祭制度的研究，发掘者的研究成果也为以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广泛征引。
1971年在殷墟大司空村附近发掘了一座殷代祭祀坑71M14[12]，丰富了与墓地有关的祖先祭祀的资料。但简报仍然把它定性为“杀殉坑”。
丘湾遗址的祭祀遗存发现于1965年。发掘简报只是笼统的认为这是一处可能先后举行过两次祭祀的祭祀遗址[13]。简报发表后，俞伟超从文献中社有石主、商代和东夷旧地习惯杀人祭社等记载推定丘湾商代祭祀遗址为社祀遗址，并认为其时代相当于大司空四期，在武乙之后；该遗址可能与淮夷有密切关系；丘湾的人祭，“最可能就是商代的‘血祭’”[14]。王宇信和陈绍棣更多地从甲骨卜辞出发，论定丘湾祭祀遗址是“大彭奴隶主的一个祭社遗址”，并认为“为了御除睢水的妖神之害，曾在此举行过御祭”[15]。
社祀在三代，乃至秦汉以降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其所祀之神灵至迟在周代就和宗庙所祀之祖先神成为国家的保护神和象征。关于它的记载屡屡见于古代文献，甲骨卜辞中也保留一批关于社祀的资料。丘湾社祀遗址的发掘和认定是首次在考古学上确定古代社祀的遗迹，极大地推动了古代社祀研究的进程，并为祭祀遗存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20世纪70年代初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的“墓葬”资料全面发表，报告认为北组墓葬“可能是一个告庙献车的典礼。这个典礼有牺牲，有祭品，先分批的埋入各色人等，最后才把牺牲、祭品及首要的人物一齐埋入”。死者“可能有‘求仁而得仁’的志士，可能也有被强迫的弱者”[16]。
《丙区墓葬》公布了小屯丙区墓地附近的祭祀坑和丙组基址附近的祭祀遗迹，石璋如提出：丙一、丙二、丙三、丙四基址及其附近祭祀遗迹或许如《尚书·金滕》所说的“三坛同”[17]。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燕耘结合甲骨卜辞、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简要论述了商代与铸铜有关的祭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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