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墓祭密切相关的是墓上封土的问题。梁思永[50]、高去寻[51]、石璋如[52] 等先生就殷墟西北岗王陵区或小屯丙区大墓立论，推测商代已经有墓冢。以后胡方平又补充以罗山天湖墓地的发现，认为商代墓葬已经有坟丘[53]。
杨宝成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大墓没有坟堆[54]。
(3)裴明相的《略谈郑州商代祭祀遗迹》[55] 对郑州商城的祭祀遗存进行了再发掘，使商代早期社祀遗址的轮廓清晰起来。郝本性把裴明相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郑州商城东北隅祭祀遗存和附近出土的东周陶文“亳”相联系，推断此遗址为商代的亳社[56]。
(4)对考古发现的商代牺牲有了进一步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就有学者结合甲骨卜辞对商代人殉、人祭遗存进行了探讨。黄展岳全面考察了考古发现的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并且对墓葬中的祭牲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代不存在按不同等级使用不同祭牲的制度[57]。近年，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商代祭祀用牲制度[58]。
(5)商文化周边地区祭祀遗存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
自三星堆两个祭祀器物坑发现以来，学界对其年代、性质及出土器物的考释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单就性质来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一号祭祀坑是祭祀后遗留的祭祀坑，祭祀过程包括尞祭、瘗埋等程序，祭祀对象很可能是天、地、山、川诸自然神一[59]。《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二号坑是一次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60]。这两个器物坑的重要发掘者陈显丹以后又补充了迎神驱鬼和迎敌祭祀的祭祀内容[61]。《三星堆祭祀坑》修正了《简报》的观点，认为是由于政权的更迭，两个宗庙先后被毁，其中的器物在经过一定的祭祀仪式、焚烧后埋在了两个坑中[62]。有学者同意发掘者关于这两个器物坑是祭祀坑的推断，但对祭祀对象的判断分歧较大。或认为是祭祀岷山之神[63]，或认为是杜宇用鱼凫的社树和礼器来祭祀其祖先[64]，或认为是祭祀列祖列宗[65]，或认为是封禅[66]。
还有学者不同意祭祀坑说，如林向认为这两个器物坑很可能是“萨满式文化”的产物，是巫术活动后的“厌胜”性质的埋藏[67]；张明华认为是蜀王的火葬墓[68]；徐朝龙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后，夷其宗庙、焚其彝器的结果[69]；《三星堆文化》认为是窖藏[70]。郑光则认为这两个器物坑出土器物体现了浓重的“巫风”，它们“或许与国家对巫风的打击有关”[71]。近年，施劲松提出一号器物坑或许是宗庙祭祀器物埋藏坑，二号器物坑或许是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72]。
桓台史家遗址的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张国硕认为史家遗址的木构祭祀器物坑是祭祀大地的祭坑，其族属或为商族，或为东夷族人[73]。杨良敏认为此坑是与农业祭祀有关的遗存[74]。
二、商代祭祀遗存研究尚待解决或需注意的问题
检视商代祭祀遗存的研究历程，我们认为在以后研究中尚需注意以下问题：
1. 要加强从宏观角度对商代祭祀遗存的综合研究。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就某一祭祀遗址立论，而多年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甲骨文献研究的深入，使从宏观上对商代祭祀遗存进行综合研究成为可能。
2. 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判断祭祀遗存性质和祭祀对象的重要依据。当前在对祭祀遗存，尤其是埋有牺牲的祭祀坑的判定上标准不一致。致使有的祭祀坑被当作埋有动物的灰坑或乱葬坑，而一些普通的灰坑被当作牲祭坑或尞祭坑。我们认为要判定一个遗迹单位是不是祀遗迹，决不能仅就此单位孤立地来评判，而应该结合此单位周围的遗迹现象来判断。祭祀往往是有祭祀对象的，从祭祀遗迹与周围遗迹的关系来判断这些遗迹的祭祀对象是最关键。
3. 准确判断祭祀遗存的年代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祭祀遗存的基础。如小屯乙七建筑基址南的北组、中组祭祀坑的年代关系到在这里进行祭祀的次数；三星堆两个祭祀器物坑的年代关系到我们对这两个坑的性质，形成原因的推断。考古学上的年代包括遗迹单位间的相对年代和陶器、铜器的编年。而陶器和铜器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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