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安死》云：“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注：《吕氏春秋·安死》中的这句话，《续志》注及《群书治要》曾经引用，其中“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作“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毕沅、孙蜀丞、范耕研，及日人松皋圆等都认为当以《续志》注及《治要》所引为是。上述诸人之说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47页。吴汝纶则提出：“其’字如《吕刑》‘其今尔何惩’之例，语助也。《续志》盖妄改之。”吴说转引自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993页。陈奇猷、张双棣等也认为《吕氏春秋》文字不误，《治要》妄改。陈说详见氏著《吕氏春秋新校释》547页，张说见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269页。单从行文来看，今本《吕氏春秋》中，“……尝亡”、“……已亡”、“……皆亡”一泻而下，整齐流畅。比较起来，《治要》等所引，则稍嫌生硬别扭，估计引用者妄改的可能性较大。大约引用者注意到这句话中提到的那几个国家的灭亡时间，大都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故作此修改以调停之。）由于这句话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的灭亡时间，有的分明在吕不韦去世之后，因而对这句话——关键是对其中的“亡”字的不同理解，便关系到对《吕氏春秋》一书成书年代的认识。而学者在辨析此语时逐渐揭露出来的诸子语文中“亡国”一词的多重含义，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区别于古典希腊政治思想的基本思路所在，值得引起注意。

    　　　　一、缘起

    较早注意到《安死》中这句话并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问题挂上钩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据此提出，吕不韦门下宾客“作书之时，秦初并三晋”[1]。民国以降，这种意见骎然成风，其中又以钱穆先生所言最具代表性。钱先生撰《吕不韦著书考》称：“然考始皇七八年间，三晋皆无恙。韩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韦卒后五年。赵以王迁之虏为亡，则在韩亡后两年。魏最后，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韦之卒已十年。然则《吕氏春秋》书之成，其最后岂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蓟亦拨，越三年，楚亡，又越两年齐亡，皆《安死》作时所未及也。《史记》谓不韦迁蜀而著《吕览》，然则《吕氏春秋》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身后者，此亦考论秦代学术思想情况至堪注意之点也。”[2] 二位先生的意见，是将《安死》篇中的这几个“亡”字与战国兼并之事挂上钩，而由于这里所谈到的“已亡”、“皆亡”的那几个国家，有的分明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灭亡的，于是便得出《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注：日人内藤虎次郎语。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影印本，839页。），此书是在吕不韦去世之后才逐渐成型的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一认识是否能够成立呢？《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氏春秋》成书经过的记载是否真的错了呢？（注：《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初年，吕不韦贵为仲父之时招集宾客编成。）
    一些治《吕氏春秋》的学者并不认为《安死》这句话“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他们从探求“亡”字在先秦、秦汉时的用法入手，广泛考察诸子著作中谈论“亡国”、“国亡”的文句。考察结果表明，在诸子语文中，“亡国”一词，含有远比“某国被灭亡”这种事实陈述要广泛、深刻得多的意蕴。
    洪家义注意到，诸子著作中的“亡国”有时并不是指某国灭亡。如《淮南子·说林》云“骊戎以美女亡其国”，这说的是晋国历史上的骊姬之乱。晋献公娶二骊姬，后来引起国家混乱，但晋国并未从此灭亡。洪先生因此认为《安死》这里的“亡”只能解释为“混乱”[3]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