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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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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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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其中的《经法·六分》云：“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此类例句甚多，下文还会提到一些，此处就不多举了。
在古汉语中，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名词或置于其他名词之前起形容词作用的现象相当常见。故而从“亡国”之“亡”，衍生出“趋于亡国的”之意，并不难理解。而“亡”字又从“趋于亡国的”之意发展出“趋于亡国的形势”这一涵义，并被一定时期的思想家在表述其政治思想时广泛使用，则不仅关乎古代汉语语法中的词类活用现象，也意味着它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该关注的问题。
论者或从“亡”字的本义并非消灭出发，而试图给予“亡国”一词的这一用法一个合理的解释[6]。但“亡国”一词，在先秦时期确实有某国被消灭的含义，这是无庸置疑的，如果刻意回避这一点，反而不能把问题真正解说清楚。就今日所能见到的先秦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亡国”一词最常用的意义就是“国家灭亡”，跟此词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一样。在战国中晚期著作中，“亡国”及其简称“亡”，意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这种用法才多了起来。因而，“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应该是随时代思潮的激荡而衍生出来的新义。
“亡国”一词的这种用法，在《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出土帛书《黄帝四经》中尤为常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代，《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亡”字及其特殊用法，既反映了思想家对其时日趋白热化的兼并战争的关注，也显示了这些思想家构筑其理论大厦时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在《管子》等书中，“亡国”既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同时，这种意义上的“亡国”也被视作一种国家类型——跟“王”、“霸”、“危（衰）”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
《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子·枢言》：“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管子·治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商君书·去强》：“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苟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强国》：“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从上述议论里，可以看出诸子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所谓“王”、“霸”、“危”、“亡”，都是从国家形势来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则是政治治理得好坏。这一标准的选定，无疑代表了诸子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所在。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是政体，是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7]，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是从国家形势、政治好坏出发来给国家分类的，因而，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不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至少，不被灭亡。希腊政治理论家们的目光在城邦之内，而中国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怎样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造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帝王学、统治术。当然，国家的形势、政治的好坏本身便是主观随意性颇大的判断，以之作为判断的标准，便不免会带来许多主观上的纷扰。战国中晚期，诸子们几乎人人在说“王”、“霸”、“衰”、“亡”，但各人的理解和相应的主张往往相去甚远。
政治上的“王”、“霸”之分，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便已成为流行话题，这只要看看《论语》、《孟子》等书便可明白。而“王”、“霸”不仅寓指不同的统治方式，同时还寓指不同的国家类型，这应该是战国中晚期的事。正是因为在“王”“霸”之后引入了“危”、“亡”这两个概念，诸子对国家的思考才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韩非子·解老》称：“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在韩非看来，国家有“王”、“霸”、“衰”、“亡”，正如月相有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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