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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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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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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有度》有一段话，涉及到的问题与《吕氏春秋·安死》此语相似。其文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僖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僖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
文中说荆、齐、燕、魏“今皆亡国者”，而四国被秦攻灭，事在韩非去世之后，因而一些学人据此提出《有度》篇不是韩非所作。不过，此篇又提及：“（荆）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僖死而魏以亡”。而历史上，这四个国家虽然在上述四君去世之后一度陷入混乱，却并未因此亡国，这是无论韩非，抑或后于他的学人都必然清楚的事实。因此，这几个“亡”字是否可作“灭亡”解，是有问题的。
陈奇猷先生兼治《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他在比较了《吕氏春秋·安死》与《韩非子·有度》这两段话之后，有了新的发现：“韩子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孤愤》云：‘人所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专之也。’《八奸》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者也，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三守》篇云：‘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使外内之事非己不得行。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则国为亡国矣。’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4] 秉此认识， 陈先生认为《吕氏春秋·安死》篇“‘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盖谓赵、魏、韩国势乱弱，大权在下，人君不能行其制，国虽若存，实是灭亡，故其皆为故国”。陈奇猷先生此番论述，基本上可以消弥由《安死》这句话所引出的认识上的纷歧。因为，如果其时秦已经灭亡了赵、韩、魏，《安死》便不必区分“已亡”和“皆亡”；再则，“其皆故国矣”显然系统摄上面提到的齐、荆、燕、宋、中山、赵、魏、韩所有国家，齐、荆、燕称“尝亡”，意味着当时并未灭亡，亦“皆故国”，则此处之“故国”，显然并不是指实体的国家不再存在，而是指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权威不再，所以，此句所说的“韩赵魏皆亡矣”，应理解为韩赵魏三国的君主都不能统治他们的国家了。由此可见，《安死》这句话与秦灭三晋之事无关，根据此语断定《吕氏春秋》“含有吕不韦死后之事”，并进而推断此书成于秦灭三晋之后，是不能成立的。
陈、洪二位先生对《吕氏春秋·安死》篇“亡”字本义的探求，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战国秦汉间的子家著作使用“亡国”一词，有时并不是用来陈述某国灭亡的事实，而是用来指称那种君主失制、国政紊乱的形势。蒋重跃先生指出《韩非子·有度》篇中的“亡国之廷无人焉”，是“指朝内无法术之士，而有专权之臣”[5]，也道明了此意。 二、寻义
进一步的考察使我们发现，在战国秦汉的许多子家著作中，“亡国”、“亡君”、“亡”等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与具体的事件的纠缠，而成了独立、抽象的政治用语。
以下姑举数例：
《荀子·议兵》：“……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
《商君书·靳令》：“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又《商君书·画策》：“亡国之欲，贱爵轻禄。”
《管子·七法》：“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又《管子·明法解》：“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一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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