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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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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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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6]。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7]。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8]。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4]。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9]、梁山青堌堆[10]、济宁凤凰台[11]、泗水尹家城[12]、滕州前掌大[13] 和江苏铜山丘湾[14] 等处，在济阳邝家[15]、邹县西朝阳村[16]，以及滕县北辛[17]、后荆沟、西康留、后黄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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