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衰微,王朝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布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布到江淮地区,淮河下游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其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中原葬制中仍盛行口含习俗,且对淮河下游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山东胶县西菴遗址有玉琀出土[32]。在山东昌乐岳家河周墓中,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皆有贝、小石片、璜形饰[33] 琀物的发现。“琀”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丧葬习俗及意识形态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综上可知,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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