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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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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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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邹平丁公[18]、章丘乐盘[19](P36)、青州萧家[20](P46) 等。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 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 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钓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 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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