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中，毛赞成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青年变成农民要比变成工人更好，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因此，为了防止城市青年变成“修正主义者”，他告诫他们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锻炼过的农村去。这项政策与不让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教育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中学毕业生至少要参加两三年生产劳动，然后根据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而不是知识水平，由群众推荐上大学。
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却不能掩盖1968年末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时也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争吵，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愿离城。于是毛在9月发出两条指示，并在12月22号最终做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可见，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消除这些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无所事事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这是毛否定红卫兵的一种方式，他本人在夏天就已训斥过五个红卫兵领袖。
下乡运动的这种政治动机从未公开承认，宣传上始终坚持它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这句话的意思是：“巩固毛泽东的政治权力，防止刘少奇式的修正主义者反攻”。实际上我们看到，直到毛泽东去世前的日子，下乡运动一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场让千百万人的一生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加强了毛泽东本人建立在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威望基础上的权力。
可见，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这场运动的另外两个主要动机也有类似的联系。
(二)社会经济动机
除了意识形态动机外，当时的宣传部门也强调知识青年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来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他们被要求回到自己的乡村，在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担任会计、技术员和教师之职，但也动员了一部分城市青年到落后地区开荒种地。这项措施是对苏联类似的大规模政策的温和模仿。赫鲁晓夫在1953年推出这项政策，后由勃列日涅夫付诸实施，它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具有一些正面效果(见McCauley, 1976)。但在中国，这一实验及后来向业已存在的村庄转移人口的做法，效果却不甚了了，因为它不具备使苏联相对成功的两个要件：农业机械和一部分下放青年的农业知识。事实上，这些城市青年只不过被要求做一些体力活，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得跟那些从小干惯了农活的农村青年一样好；他们也没有受过农学教育。无论如何，在整个转移过程中，有些城市知识青年能够运用自己的基础知识，担任教师、会计、赤脚医生或(极少数情况下)干部，他们也能为农村的发展做出某些有益的贡献。但在很多地方，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就足以填补这些职位。只有极少数城市知青能获得这类工作，大多数人只能干农活。
1968年强调的是再教育，但也提到了农村发展需要知识青年和其他城市“闲散人员”。事实上，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农村，根本不需要知青的劳动力。需要为知青下乡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无业青年给城市带来的负担。
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当时的宣传总说农村可以大有作为，而对这种明显的问题只字不提。文革之前，那些既无法继续上学，也得不到稳定工作的过剩的城市年轻人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已经引起注意。官方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表示需要限制城市发展，这导致了户口制度的创立(Cheng & Selden, 1994)。1962年后，转移城市知青已经成为由专门机构从事的日常行政工作，国务院甚至制定了有关这一问题的长期计划(顾洪章、马克森，1996：39；定宜庄，1998：218-222)，它是建立在对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预测上，对令人忧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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