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资料翔实的著作(顾洪章、胡梦洲，1996；顾洪章、马克森，1996)。（注：在这场运动30周年的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热达到顶峰。目前这一研究热已过，但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新的侧重点是口述史(参见刘小萌，2004)。借助于口述史是为了弥补难以获得的文献档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被容忍，但难以获得官方支持，因此得不到研究经费，学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时被删改也是难免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中英文研究，还可参见邱新睦，2003。）
自该运动末期以来，还出版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参考书，涉及当时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状况和教育等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学者和官方资料外，还有汗牛充栋的回忆录、记实作品、文学著作和回顾反思，其中很多颇为有益。因此，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下乡运动进行历史性的评价，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当然，这种评价只能属于特定的时期。
在研究核心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下乡运动是一个合理的史学主题，是否应该把它纳入文革史？与很多国外学者(还有少数中国学者)一样，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这个官方说法时，必须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词实有所指，那么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指群众积极参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期，它应该结束于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九大”标志着政治和行政秩序的恢复，公开宣布了文革的“胜利”。由此看来，1968年发起的下乡运动应该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将大批知青下放农村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从而消除了全面恢复秩序的最后障碍。所以严格地说，这一运动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是文革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题目之所以在文革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它对文革的结束起了作用，还因为它是文革动乱的直接后果。由于被当作重要的“新生事物”，1978年之前没有人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
二、动机
关于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发动这一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动机。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为何在1968年底重新出台？它为何采取了让大量城市中学毕业生参与其中的这种新的群体运动形式？尽管造成了种种问题，它为何还能持续十几年？
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因为有各种动机混杂其中。下乡政策显然具有多种作用。领导人的某些意图出现在官方话语中，另一些动机也许更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甚至还有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动机。这场运动的理由主要来自毛的几条语录，它们以黑体字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报纸上。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却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一)意识形态—政治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乡基本上被说成一种思想改造形式。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对发动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给上山下乡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据大量文章的解释，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毛泽东从1960年就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为贪图享乐的修正主义者，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乡的宣传中，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被赋予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要性，这是消灭“三大差别”、步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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